李明泉，达州市文学艺术院文学顾问，现任中国文联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新文艺群体专委会主任，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四川大学博士后合作导师，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系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副会长、四川省新时代文化强省建设智库负责人和首席专家，省社科院二级研究员，曾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成都市政府参事、四川省文联副主席等。曾获原文化部和省政府社科成果一二三等奖8项、全国影评奖、四川文学奖、巴蜀文艺奖等。论中华曲艺的独特地位
李明泉、尹德锦、张旭东
中华曲艺来自民间大众，来自生产生活之中，来自不同地域文化的土壤和民族历史的沁润滋养，以其独特的说唱历史、传承文脉、反映时代、活跃生活而助推民族艰难而乐观地前行，显现出说唱艺术的多样性丰富性和与时俱进的现实主义特点。在悠久的发展历程中，曲艺紧随民族的跫音而说唱助威、呐喊鼓劲，不断激发起民众投身社会进步的历史大潮之中，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作出独特而杰出的贡献。中华曲艺犹如烂漫牡丹盛开在华夏大地、恰似满天繁星闪耀在历史的天空，异彩纷呈、繁多炽盛，丰富了中国艺术的样态、类型和想象空间。曲艺的说唱，说的有小品、相声、评书、评话、谐剧等；唱的有京韵大鼓、扬州清曲、东北大鼓等，似说似唱的有山东快书，又说又唱的有琴书，又说又唱又舞的有走唱等，它的民间性、群众性、大众性特点非常突出。反观传统文学，只有小说诗歌散文等样式，其表现方式比较单一，而绘画、书法的艺术样式也不太多，不像曲艺这么繁复和丰富。中国曲艺现在存活和表演的门类有500多种，而且每个地方有自己独特的曲艺种类和样式，每个曲艺种类又分很多流派、唱腔，说唱风格完全不一样。如苏州评弹里有24种不同的唱法，表现出24种不同的风格，其地域文化特征十分明显。正是由于中华曲艺有广泛的地域性，为中国艺术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性，丰富了中国艺术史的景观。曲艺的发展历史久远，东汉时期（25—220）说唱艺术已日臻成熟并广泛流传于民间；唐代流行俗讲、大曲和民间曲调，说话伎艺、歌唱伎艺兴盛；宋代的鼓子词、诸宫调、唱赚等演唱形式日益昌盛。说唱艺术犹如涓涓细流，汇入中华民间艺术的大河。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和文艺理论家的瞿秋白，在其《哑巴文学》一文中对曲艺及其曲本的文化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历史上假使还有一些文学，那么，恰好都是给民众听的作品里流传发展出来的。敦煌发现的唐五代俗文学是讲佛经讲故事的记录，宋人平话和明朝的说书等等，都是章回小说的祖宗。”如宋元话本《茶酒论》是明代小说《茶酒争奇》等“争奇型”小说的先导。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看，历史上由于交通不方便，交流沟通不畅，甚至信息闭塞，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在那种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为低下的生活环境下，各地劳动人民在生活实践中为与自然抗争、和谐族群、乐观生活，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曲艺样式，如俳优表演、参军戏、讲史、说经、唱赚、诸宫调、弹词、评书、评话、鼓词、弦词、小曲等。曲艺在发展过程中，为中国艺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审美意蕴，使曲艺由俗至雅、雅俗互进。如苏州评弹与昆曲、苏州园林一起，是苏州的“文化三绝”，在新时代有了新的气象。2023年在四川乐山举办第十一届中国曲艺节上，盛小云的苏州评弹《姑苏水巷》婉转地讲述着锦绣姑苏水巷的故事，其清脆文雅的弹唱，尽显苏州风物之盛美，打通了“俗”与“雅”的壁垒，为中国曲艺开辟出深广的审美空间。曲艺这种艺术样式，把它放在整个中国艺术版图上来观察，东西南北中、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各种各样的曲艺门类五彩缤纷，实乃百花齐放的文化大观园，在中国艺术史上的丰富性是独特而耀眼的。文明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社会形态。原始文学艺术的产生使人们告别了蛮荒野蛮，拉开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和谐前行的序幕。中国曲艺最早与人们的劳动生活联结在一起，那“杭育杭育”的节奏不仅是诗歌的萌芽也是说唱的兴起，展现了劳动者所焕发出的欢快之情。由此，曲艺在人的觉醒、追求天乐之道方面唤醒和激活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意识和审美空间。在说唱过程中，在曲艺的编排表演中，在与人的交往活动中，人的主体意识一下子就生机勃发、异彩纷呈地呈现出来了。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日益增强，是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哪些文学艺术样式能够培养人的主体意识，或者说什么艺术样式最早把人的主体意识召唤出来？考察中华文明史，无疑是诗歌和曲艺。在各种各样的生活重压之下或艰难之中，人的主体意识一旦觉醒，它对整个文明进程的推动是至关重要的，恰好曲艺担负了这种功能，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华说唱在1949年后被统称为“曲艺”，开始在剧场舞台和电视屏幕进行表演。虽然以“曲艺”命名不长，但它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却担负着反映、表现、传播我们民族不屈前行的重任。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被写成“二十五史”，但这“二十五史”无一不在曲艺书目的“说表”范围之内，历代涌现出不少经典曲艺作品，比如《孟姜女》变文、《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敦煌话本与徐福》《宋元话本》《三国志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厢记》以及苏州评弹《玉蜻蜓》、扬州评话《水浒》等。这些曲艺都在说唱中华文明的历史，反过来，中华文明的历史因为有了曲艺的说唱在不断传播丰富。所以，中国曲艺史和中华文明史有内在必然的联系，要把中国曲艺史放在中华文明史发展过程中来考察，从而对中华曲艺有更深邃的认识。中华曲艺的众多作品都在表达、表现、展示、呈现我们这个民族艰苦奋斗、自强坚韧、旷达乐观的精神风貌，建构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向度和价值空间。阅读各个地方的曲艺作品，不难看到我们民族面对自然灾害和矛盾困境时经常表现出坚强顽强、幽默诙谐的品性和精神。这种精神在欢乐笑声中培养了民族乐观的情怀和品格，这是其他艺术样式无法替代的社会审美功能。听相声、听评书、听快板，在笑声消解苦难，稀释忧愁，普通老百姓感受到生活的有趣和意义。曲艺在中华民族精神史上的这种独有作用异常突显。同时，中华曲艺的很多作品反映了历史进程中的各种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的较量斗争，在养成中华民族积极向上、崇德明智，对民族的精神鼓舞作用十分巨大。历来说话人尊崇“话以载道”的传统，“讲论只凭三寸舌，称评天下浅和深”，要“以上古隐奥之文章，为今日分明之议论”，传递民意和社会责任，体现儒家的道德观、是非观，达到教化目的，展现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如《新编五代史平话》《中兴名将传》《东京梦华录》等作品，在生动有趣的说唱中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源流和文化密码，丰富着历代听众的精神世界。又如，红军时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流传的用四川调来演唱歌颂毛泽东朱德红军会师，以鼓舞红军的斗志：朱毛会师在井冈，红军力量坚又强；红军不费三分力，打垮江西两只羊。1930年7月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创办了《红军日报》，连续6期刊发20多篇曲艺作品，以鼓舞斗志，催人奋进。所以，最能够贴近民众，最能够鼓舞斗志和战斗力的是曲艺。作为倡导新曲艺的第一位理论家，瞿秋白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苏区领导红军文艺宣传工作的革命实践中，创作了《十月革命调》《送郎参军》《红军打胜仗》《消灭白狗子》等小曲唱词。20世纪40年代中期陕甘宁边区文协成立“说书组”，涌现出《张玉兰参加选举会》（韩起祥）、《刘巧儿团圆》《张家庄求雨》《狼牙山五神兵》等新曲艺节目；各个根据地乃至国统区的曲艺家们，先后编演西河大鼓《保卫大武汉》（王尊三）、山东快书《大战岱岗山》（杨星华）和“抗战鼓词”《台儿庄大捷》（老舍）等，成为展现民族精神的红色曲艺经典。在第十一届中国曲艺节上，冯欣蕊的京韵大鼓《江河万古流》声情并茂、刚柔并济，诉说着中华文明的悠久。梁玉嵘、朱振华、千姗的粤曲《人民就是江山》，在对百年历史的回顾中唱出了新时代的气魄。获第十三届牡丹奖的短篇苏州弹词《孝潜于忠》讲述了核潜艇之父黄旭华潜心研究、投入科研事业、隐姓埋名，30年未曾归家为国尽忠谱写辉煌人生的感人事迹。台州鼓词《千秋长耀赤子心》讲述大陈岛垦荒队员陈显坤烈士事迹，表现了烈士舍身救人的悲壮场面。南通说唱《花二侯卖花》讲述青年园艺师花二侯在通州区鲜花小镇的爱情故事和创业历程。可见，曲艺这种具有人民大众特性的说唱艺术，以其短平快，及时反映现实生活，可以现编、现演、现唱，密切观演关系，蕴含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要义，表征着各族人民的生活智慧和价值观念，必将成为人们的精神号角和鼓点，是国家精神动员力的最佳方式。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中国曲艺的人民性本质、现实主义禀赋是与生俱来的，它根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社会进步土壤，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情，有如长江黄河波涛汹涌、奔腾不息，筑就了神州大地的万千气象。一个社会要发展，必须有文化动力来推动。文化动力，不仅仅是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创意经济，它还包括各种文学艺术样式。社会运转靠各种力量，有经济的力量、政治制度的力量、社会保障的力量等，其中文化是一种特殊力量，是融合、整合、包孕了其他所有动力的韧性力量。为什么各个地方曲艺深受老百姓欢迎，从作品到接受的中间过程是什么？是文化的衔接、审美的衔接、艺术的衔接，这种相互连接之间体现出艺术的动力作用。中国曲艺的“文化动力源”来自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和文脉贯通，从神话传说到瞽蒙说唱，从诗经民谣到诸子寓言，从优人讽谏到曲本说唱，从词文曲子到参军论难，从讲经变文到说书讲古，从不歌而诵到唱曲戏谑，其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形成源源不断的文化内涵力，推动着文化动力矢量聚集社会发展，艺术动力变量营造轻松愉悦发展空间，审美动力能量优质高效，以赋能“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由于曲艺最接地气，最具烟火气息，最能够和普通老百姓直接面对面交流互动，其推动社会发展的文化动力作用非常明显。地方曲艺受到人民的欢迎程度和反响程度，决定了文化动力的大小强弱。曲艺时时处处面对的是大众，它的文化动力非常强大，使社会发展持续有力。中国曲艺在提供思想保证、提供精神支持、提供情感需要、提供审美力量方面具作用突出，有如水能和电能一样，与大众精神文化生活息息相关。这是其他文学艺术样式难有的独特功能。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袁阔成据同名小说编演的北京评书《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红岩》及其精彩段落《肖飞买药》《舌战小炉匠》《许云峰赴宴》，以及朱光斗编演的快板《学雷锋》等，语言生动幽默，人物形象鲜明，传播近现代革命斗争进程，显示出“漂、俏、快、脆”的艺术特色。马季、夏雨田等曲艺名家，为讴歌新时代而开创的清新俏皮的相声创演风格，使曲艺发展充满了新的气象。不仅汉族有各种各样的说唱艺术，其他兄弟民族亦有很多说唱艺术，在第十一届中国曲艺节开幕式上，金霏、陈曦以快板串场的形式，荟萃多个少数民族的说唱节目，生动表现了我国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团结奋进精神。其中，耍仁奥嘉、贾史帅波等表演的彝族说唱《峨边克斯》在月琴声声、山歌悠悠中表现“乡村振兴红红火火，小凉山彝寨穿新衣”的历史巨变。史诗说唱《玛纳斯》反映了柯尔克孜族群众顽强不屈的民族性格和奋发进取的民族精神。呷如启加、克孜多吉等表演的藏族甘孜踢踏说唱《雅吉桑姆》展现了雪域高原彩虹、草地、山路、牛羊、歌舞构成的美丽景象和藏族群众欢快的生活场景。这种说唱方式支撑着民族生长空间，其社会动力显现无疑。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欢迎宴会上的致辞提到：“在北京，你可以游览古老的故宫、长城、天坛，也可以参观现代派的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你能听到中国传统的京剧和相声，也能欣赏来自西方的芭蕾舞和交响乐。你会碰到衣着新潮、穿行在世界名品商店里的中国青年，也能遇见操着流利汉语、在老胡同里徜徉的外国友人。”习近平总书记谈及“相声”，并把这一艺术形式作为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重要传播载体。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中国曲协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活动，中国曲艺走演交流访问。据初步统计，2017年以来“每年在海外现场观看中国曲艺演出、参与中国曲协举办的海外文化交流的观众达2万多人”，涉及的曲艺品种，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共有25种之多。中国曲协通过举办“欢乐春节”“巴黎中国曲艺节”“国际幽默艺术周”等集中展示推演活动，采用与国外观众特别是青年人喜欢的新媒体、有声书、短视频等视听互动传播方式，为原汁原味的中国说唱艺术插上现代数字技术的翅膀，扑进新的文化鉴赏空间和观演环境，不仅展现中华曲艺的美的光彩，而且激发起海外接受者探寻古老而常新的中华文明独特魅力的浓厚兴趣。如藏族《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玛纳斯》、蒙古族《江格尔》以及《大隋唐》《三国志评话》《封神演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经典作品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法国《罗兰之歌》、西班牙《熙德之歌》、俄罗斯《伊戈尔远征纪》、德国《尼伯龙根之歌》等各国英雄史诗和民间传说有异曲同工之处，成为世界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集体记忆，也成为中外说唱艺术交流互鉴的语言资产和文化底色。获牡丹奖的粤曲《六姑娘》以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的梧州“六堡茶制作技艺”传承人事迹为原型，一人分饰三角（石伯、六姑娘和说书人），巧妙运用“子喉”和“平喉”两种唱腔，生动有趣地表现3个角色的不同个性和情感，为传播中国的世界非遗、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展示了曲艺魅力。中国曲艺在舒展人性、共荣互鉴方面独具功能，它拓展了文明新形态。中国曲艺在交流互鉴中，展示中华民族精神风貌，展示各个地方和民族特点，包括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直观地和国外观众进行交流和互动。有些宏大的艺术样式，在国外不一定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观众，而曲艺却能拉近与观众的心理距离。这些年来国外的曲艺也引进到国内的舞台上。这种文明互鉴把人类文明共有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等普遍的人类价值观通过曲艺样式跟世界其他艺术家、其他国家观众进行交流，展示中华民族传统的美、曲艺的美、情感的美、艺术的美、思想的美。中国曲艺“走出去”既是艺术的推介，也是知识的传播；既是内容的展现，也是价值的宣示；既是心灵的激荡，也是思想的交流，真正做到和合共生、美美与共，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命共同体、生态共同体发挥独特作用。刊于《曲艺》月刊202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