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以鲜，四川万源人。诗人，随笔作家，四川大学教授，达州市文学艺术院文学顾问。著有学术专著《超越江湖的诗人》《迷宫与玄珠》《盛世的侧影：杜甫评传》《<庄子>倒着读》《中国石刻艺术编年史》，诗集“我的三部曲”“旋律三部曲”及长篇历史剧《花木兰传奇》等。获人民文学奖、教育部人文社科奖、纳通国际儒学奖、四川文学奖、《诗歌报》探索诗特等奖、天铎诗歌奖、《成都商报》中国年度诗人奖、杨万里诗歌奖、李白杯诗歌奖、第七届长诗最佳成就奖等。部分被译为英、法、德、意、西、希腊等国文字，收入海内外多种诗歌选集。上世纪八十年代与同仁先后创立《红旗》《王朝》《天籁》和《象罔》等民间诗刊。

一个王朝的不朽誓言

（又名：谎言和誓言）

向以鲜

后周显德七年（960）大年初一，无论皇帝还是百姓，都还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气氛中，危险的鼓声却突然响起：后周宫中传来边关险情，镇州和定州同时急报，北汉联合日益强大的契丹人，将挥师南下，周朝危在旦夕。

这一年，后周的皇帝柴宗训还不到八岁，还只是一个刚刚接过皇印没几天的不懂事的孩子。无论小皇帝还是实际执政的皇太后，谁都没有意识到这份军情急报的蹊跷，更没有意识到，柴宗训的天子身份很快就要结束了。宰相范质和大臣王溥，与太后紧急商议后，决定由殿前都点检（朝廷直属军队的高级统帅）赵匡胤率兵北伐，迎击入侵联军。

傍晚时分，北伐队伍来到了距离河南开封东北四十里左右的陈桥驿，大军就在这里安营扎寨。赵匡胤把心爱的骏马拴在了一棵粗壮的槐树下，很快走进了临时的虎帐中。夜色降临，周围显得那样安静，只有黄河的波涛传来轰响。

东方即将泛白，就在一切看起来都很寻常，而且秩序井然的时候，震惊中国史的戏剧性一幕猝然拉开了帷幕：赵匡胤昨夜入睡前还喝过几杯小酒，这时还在睡梦中，帐外却突然传来惊天动地的喝叫声！赵匡胤带着几分朦胧的醉意，正要起身出去看个究竟，手下仓促进门禀报：众将领强烈呼吁“立点检（赵匡胤当时的官职名）为天子，然后北征”。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赵匡胤一手策划的陈桥兵变虽然带有几分历史闹剧的大型谎言色彩——历史就是如此吊诡，始于谎言的国度，展开了灿烂的历程——正是从赵匡胤称帝建立大宋王朝开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赵匡胤手中，分崩离析的中国，重新走向统一和富强，也正是在赵匡胤手中，创造出傲视天下的赵宋文化。原始发迹的灰色，并不能遮掩赵匡胤作为一代名主的灿烂光芒！

赵匡胤摇身一变由后周的大臣，成为了宋代的开国君王宋太祖。接着，他做了两件对宋代甚至宋之后的整个历史影响堪称深远的大事。按理来说，太祖赵匡胤应该为自己导演的这场成功的文明政变好好庆贺一番，可是，他在龙枕上却有些睡不安稳。一个时常萦绕在眼前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既然我赵匡胤因为重兵在握，可以轻易披上黄袍，而今朝中这些开国的功臣，这些同样拥有强大军事权力的将军们，难道他们就没有这样的野心吗？再退一步说，就算是他们本人没有，他们的摩下呢——天知道他们心里在盘算着什么！

宋太祖的心思很深，很少有人能读得懂看得透。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宰相赵普。赵普在太祖发动兵变的过程中，也是一个至为关键的人物，就在太祖黄袍加身之时，正是他和赵光义派人快马入京，通知内应石守信和王审琦，做好迎接新君赵匡胤的准备工作的。赵普心细，且富有政治韬略，他懂得宋太祖的心病。于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就在太祖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建隆二年（961）的夏天上演。

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并不是一次性编纂完成的，像一部历史长剧一般，随着时代的演进不断得到充实和改编。最早记载此一事件的，出现于真宗时任宰相的丁谓所著《谈录》：宰相赵普有一天突然对太祖说：不能再让石守信、王审琦这些人掌管兵权了。太祖不解，赵普继续说道：石、王二人虽为忠臣，并不会对陛下有二心，但是他们的手下就难说了，到时就怕他们也会象陛下当初在陈桥那样，身不由己呢。太祖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赵普不愧是真懂他的人。太祖听从了赵普的建议，很快解除了众将的兵权。在这个早期的释兵权故事中，主角是赵普，太祖反倒成了配角，而且也没有加入盛宴杯酒的戏剧化元素。

杯酒释兵权故事的雏型，是在仁宗时才完成的。同样是宰相的王曾，在其《笔录》中对此事进行了进一步描绘：太祖迫于赵普的苦劝，在宫中摆设酒宴，召来大将石守信等人，边饮酒边畅谈君臣兄弟的往事和友谊。言笑之际，太祖话锋一转，说今日请众大将前来，还有一事相告，自己迫于言官的压力，不得不作出让各位解甲归田、安享晚年的选择，希望各位能理解他的一片苦心。石守信等人诚惶诚恐，立即叩首致谢。正所谓飞鸟尽良弓藏，能保全自身和家人的性命，已属万幸了。注意，在此时，故事的主角已由赵普悄悄向宋太祖转移，而且，杯酒的元素已经渗入。

到了神宗时代，故事变得越来越绘声绘色起来。在司马光的《涑水纪闻》中，宋太祖已成为故事的绝对主角，赵普等人则成了配角：建隆二年七月，太祖对宰相赵普忧心忡忡地说：从唐末五代以来，天下君王如同走马灯似的变换，姓氏已变了不下十个吧，这些频繁的更替，给普天之下的老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我一直在思索其间的原因，希望能找到一个最好的方法，能够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朕知道你是很有智慧的人，你能告诉我吗，应该怎样做才能达成上述目的？赵普是这样回答太祖的：陛下能这样想，真是天下苍生的福份。唐末以来的战乱之由，盖来源于武将手中的权力太大太重，将强君弱，安有不乱之理！现在陛下要根治这个顽症，唯一的方法就是解除将帅的兵权，控制其手中的财权。赵普还要往下说，却被太祖制止了，太祖说：爱卿不用再说，朕明白该怎样做了。

宋太祖选了一个他认为合适的时候，晚朝完毕时，于宫中摆开盛大的筵席，赴筵嘉宾就是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等一干军界名将。饮至酣处，太祖举杯对众将说道：众爱卿，朕有今日，全凭你们的倾力帮扶。众将还没有反应过来，太祖又接着说：但是在朕看来，当一个天子还不如当一个节度使的来得安逸。石守信等人不知道太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忙问其故。太祖叹息道：这个道理很简单，谁不想当天子呢？石守信等闻太祖此言一出，大惊失色，纷纷向太祖叩首以表衷心。但这并不是太祖所要的效果，太祖道：就算是你们各位没有异心，你们能保证手下的将士没有他图吗？如果有一天他们也把黄袍加在了你们的身上，那时也就由不得各位了——想当初我不也是这样吗？石守信等人已听出太祖的弦外之音，请求太祖指出一条光明路。宋太祖知道是说出真意的时候了，于是，太祖故作坦然的样子对众人说道：人生在世，不过图个富贵享乐平安而已，众爱卿不如见好即收，激流勇退，到乡下置下良田美宅，歌儿舞女，寻欢作乐以终天年。为了表达我与众爱卿情同手足，血脉相连，我还愿意将自己的女儿与你们的子女结为姻亲，同享富乐！石守信等人既感动又惊恐地跪地叩谢：陛下英明，为微臣们想得周全，龙恩浩荡，臣等没齿不忘。

次日，石守信等人一齐上疏，请求辞去兵权。太祖当然一概恩准，优以赏赐，顷刻之间，昔日叱咤风云的武将，变成了回家养老的节度使。太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把自己宫中的两个公主分别嫁与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自己的胞弟赵光义则成了张令铎的女婿。太祖深知，姻亲的联系，为防止可能的反叛再上了一把锁——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和平的解决重臣与君主之冲突的一个经典案例。在既往或后来的朝代中，解决这种冲突的常见方式，仍然是阴谋、杀戮和战火。

杯酒释兵权虽然暂时消除了太祖的心头隐患，但同时也种下了恶果：由于兵将分离，宋朝的军事战斗力被大大削弱，以致在与西夏、女真或蒙古的抗衡中，始终居于下风。因此，一杯酒，当然是一杯浸透着政治智慧的酒，其力量与影响到底有多大？直至今天，我们仍很难掂出它的真实份量。

接着，太祖干了其执政以来的第二件大事。

比起第一件大事来，第二件大事的政治学意义更为深刻，前者主要目的是出于巩固自身权利的考量，说穿了，是出于私心和私欲。后者则已经超越了个人的目的，弥漫着迷人的人性的光辉，爱的光辉。

宋朝虽然在征战方面相对处于弱势，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面，另外的更辉煌的一面：宋朝在经济、科技、文化方面却获取了空前成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都成熟于这个时期。陈寅恪先生有言：“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令人深思的现象，弱势的国防能力和强势的文化成就之间，其平衡点到底在哪儿呢！

宋朝的文学（诗词文章）艺术（书法绘画音乐），科技文化方面，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就，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如在很多领域，由于历史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到了宋代已是成熟发展的必然，是一种水道渠成的自然结果。除此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政治因素，那就是宋朝对知识分子或士大夫，采取了特别宽松的优抚政策，从而为知识分子充分发挥创造才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可以这样说，在中国的历朝历代，宋代知识分子的境遇是最好的，也是最为开放的，虽然偶尔也有一些文字狱的现象出现，但总的来说，宋代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还是充满自由和理想色彩的。

宋代知识分子之所以能享受这样的境遇，与一块从宋朝建立之初就已秘密镌刻的石碑密切相关，这就是著名的太祖誓碑。

关于太祖誓碑的记载，早在叶梦得的《避暑漫抄》中就有记载：宋太祖赵匡胤于建隆三年（962）曾派人秘密镌刻了一块石碑，立于太庙寝殿的夹室之中，称之为誓碑。誓碑平时从不示人，用销金黄幔密密遮蔽起来，并且门钥封闭十分严格。誓碑只在两个时候才能开启：一是太庙四季祭祀时，二是新天子即位登基时。开启誓碑之时，也只有两个人能够看到誓碑的内容：一个是在位天子或新天子，一个是一名不识字的小黄门（太监）。其余的人都必须远远侍立于庭中，莫敢仰视。天子行至誓碑之前行再拜大礼，跪在地上瞻仰誓碑，并默诵于心，然后再拜而出。在此过程中，群臣及近侍既看不到誓碑内容，也听不到天子默诵的声音，因此没有人知道石碑上的誓词是什么内容。

这块石碑，可能是是中国历史上最神秘，最神圣的一块碑刻了。

整个北宋的各代皇帝，都严格遵守着这个神秘的宣誓仪式，没有人敢违抗。

一百多年过去了，太祖的誓碑仍然隐立在太庙寝殿的夹室之中，除当朝皇帝之外，没有人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事情一直到了靖康之变才出现逆转，赵宋王朝保守了一百六十余年的的国家秘密终于泄露人间：金人将宋朝祭祀礼器席卷而去，太庙大门洞开，太庙寝殿夹室中的誓碑露出了庐山真面目：誓碑高七、八尺，宽有四尺多，碑上仅镌刻着三行誓词，共56个字：

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这56个刻在石头上的字，有人认为是中国史上最为不朽的箴言。它是在古代封建皇权独裁制度下，统治者所能做到的最为开明、最为有效的制度设计。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它并不是一石空文，或是做给世人看的摆设，它是从灵魂深处，刻进了宋朝最高统治者的头脑中，它是誓言，也是法律，并时时刻刻体现于行动之中。它从最顶层的制度设计入手，对统治者心灵与行为施行制约。尤其是对于第二条的践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为宋朝成为中华文明的巅峰打下了至为坚实的政治基础。英国《大宪章》，在时间上比太祖誓碑晚了两百多年，在内容上则是国王与贵族间被迫签订的权力分配协议。太祖誓碑却不一样，它来自伟大君王的内在的良知和智慧。太祖誓碑可以称之为宋代的大宪章，是皇帝对臣下、尤其是士大夫或知识分子的特别优遇和承诺，并有着宗教仪轨般的自我约束。

由于太祖誓碑的存在，宋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比之前或之后的，都要快乐和幸运得多。为此，深蒙这种恩泽的范仲淹，曾由衷地感叹道：自从我大宋建立以来，从来没有轻易滥杀过一个臣下，这是我们辈的幸事，也是国家的幸事，只有胸怀盛德的朝代，才能做出这样的明智之事啊！

对太祖誓碑存在的真实性，有些学者提出质疑。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宋代帝王并没有象誓碑所设定的那样，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比如宋钦宗杀大臣王黼、朱勔，宋高宗杀太学生陈东、欧阳澈，还有杀岳飞、韩侂胄等，这明显与太祖誓碑的盟誓相违背。二是太祖的保存方式值得怀疑——誓碑上的内容并不是见不得人的阴谋，如果正大光明地昭示出来，是一件很光彩的仁德之事，完全没有必要做得这样神神秘秘的。

这两点质疑，其实并没有多少说服力。太祖誓碑上的第一条，整个宋代王朝的统治者，基本上都遵守了，对后周柴氏的后代，一直以友好和尊重的态度相待。第二条，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宋朝历代统治者也是执行得很好的，因此才有范仲淹那样发自内心的感叹。在长达几百年的政治岁月中，有几个大臣或士大夫被杀，并不能以此就证明，宋代君王没有守誓碑之约。第二个质疑更显苍白，太祖誓碑的内容如果一旦公示，其后果则可能导致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柴氏后代和士大夫或知识分子们可以肆无忌惮，可以视国家法律法规于不顾触——因为他们知道，太祖已立下铁的规矩，他们命中已先天性获得了赦免权——赵匡胤是何等机智的人，他会做这样的傻事吗！

宋代士大夫遭受迫害或杀戮的，比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少，这是不争的事实。这其间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如与宋朝扬文抑武的治国方略有关，但勿庸讳言，与宋太祖所立的那块石刻誓碑息息相关。我甚至可以大胆推测：如果没有太祖誓碑的存在，卷入乌台诗案大狱中的苏轼，即使有英宗皇后高太后的关照，可能也难以逃过此劫。

宋代的诗人们，宋代的艺术家们，宋代的学者们，宋代的巨匠们，还有我们这些后来者，都应该感谢这块不知所终的伟大誓言碑——即使这块誓碑被战争毁掉或被岁月风蚀，它的风骨和气骨仍然存在着，存在于宋代君王的心中，存在于良知和善意中，成为中国人一方珍贵的心灵誓约。

登峰造极的宋朝，就是这样的：从谎言开篇，又以疑云重重的誓言贯穿其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