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重量

任小春

“我读小学时，有次学校搞活动，校长看我表演后说：这个女学生还机灵。不料，我的班主任脱口而出：是个假精灵。这件事一直如阴影，打击着我的信心。”前不久，一个女粉丝给我说。

我离开讲台25年了，本来不再提及教育的事。她的讲述，勾起我的回忆。

    我在文崇中心校念初中一年级时写了一篇作文，班主任江明达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讲解后，在我作文后面批注：“坚持下去，必有收益！”我初中二年级在省内刊物发表了两个小说，1984年参加了“渠县首届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时任学校教导主任何建彬在黑板报上用粉笔字写了一篇小通讯《小作家任小春》，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那位三十五年前被班主任称为"假精灵"的女子，如今已入中年，却仍被这三个字困扰着。校长的一句"机灵"本可成为她童年的一抹亮色，却被班主任轻描淡写的否定碾得粉碎。这让我想起卡夫卡笔下的格奥尔格，父亲一句"你本来是个无辜的孩子，可更是个魔鬼"便将他推入深渊。语言之重，有时超乎言说者的想象。

我的经历恰成对照。江明达老师批注的"坚持下去，必有收益"八字，何建彬主任写的《小作家任小春》，这些肯定如春雨渗入我少年时龟裂的心田。如今细想，教师的话语如同雕刻刀，在学生心灵的大理石上留下或深或浅的刻痕。有些刻痕经年累月风吹雨打反而愈发清晰，成为生命无法摆脱的印记。

教育现场常有这样的悖论：教师往往记不住自己说过的话，学生却忘不掉。那位班主任大概早已忘记"假精灵"的评价，正如江老师可能不记得那八个字的批注。教师的话语一旦出口，便如同离弦之箭，不再属于言说者，却在听者心中生根发芽。纪伯伦说："你们的孩子不是你们的孩子。"教师的话语同样不再属于教师，它们获得了独立的生命。

"假精灵"三字之毒，在于它制造了一个无法挣脱的镜像。那女孩从此在班主任的话语里看见了自己——一个虚伪的、不真实的形象。拉康说，人的主体性是在他者的凝视中形成的。班主任的否定性凝视，使她永远怀疑自己的"机灵"是否真实。教师的话语不仅是评价，更是建构，它们塑造着学生认识自我的方式。

而我的幸运在于遇到了懂得"视人为人"的教师。江老师的八字批注不是简单的鼓励，而是一种"承认"，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承认。他看见了我的写作，并确认了它的价值。何主任更进一步，给了我一个身份——"小作家"。查尔斯·泰勒说，我们的身份部分地被他人的承认或否定所塑造。这两位老师的承认，使我在写作这条路上找到了自我认同。

教育中最深刻的暴力，往往不是体罚，而是符号暴力——那些看似轻描淡写却直指人格的评价。"假精灵"、"榆木脑袋"、"没出息"……这些话语如同无形的鞭子，抽打着学生的灵魂。布迪厄指出，符号暴力之所以有效，正因为施暴者与受暴者都意识不到这是暴力。那位班主任或许认为只是在陈述事实，却不知这三个字成了那女孩一生的重负。

反观江老师的八字批注，其力量正在于它的开放性。"必有收益"不是武断的预言，而是充满可能性的邀请。它没有限定收益的形式和时间，而是留给我自己去探索和发现。好的教育语言应当如禅宗公案，开启而非封闭思考的空间。教师不是算命先生，不能也不应预言学生的未来，但可以为他们打开可能性的视域。

何建彬主任的做法更显教育智慧。他将我的写作置于公共视野中，让一个初中生的文字获得了超越教室的读者。汉娜·阿伦特说，行动的意义在于它在公共领域的显现。何主任让我体验到，写作不仅是作业，更是可以进入公共对话的行动。这种体验对一个少年而言，无异于一次启蒙。

教师话语的吊诡之处在于，越是刻意为之的教育性语言，往往越显苍白；而那些看似随意的评价，反而最具穿透力。"假精灵"是班主任脱口而出的判断，"坚持下去"是江老师随手写下的批注，它们都不属于精心设计的教学环节，却成了影响我们一生的关键瞬间。这提醒我们，教育的本质不在于教案的完美，而在于师生相遇时的真诚。

我曾经在《教育导报》发表文章《做细心的养蜂人》，后来获得四川省教育厅“第四届红叶杯小学德育教育征文奖”。是啊，教师应当像养蜂人对待蜜蜂那样对待学生——既不能放任不管，也不能过度干预。蜜蜂需要的是合适的环境和适时的引导，而非强制性的塑造。那位称学生为"假精灵"的班主任，恰如一个粗暴的养蜂人，用烟熏火燎的方式对待幼小的心灵。

教育中最珍贵的，是教师能够"看见"学生本真的样子，并帮助他们也看见自己。马丁·布伯的"我-你"关系理论指出，真正的教育发生在教师将学生视为"你"而非"它"的时刻。江老师和何主任看见了作为"你"的我，而那位班主任只将那个女孩看作可以随意评价的"它"。

三十五年的时光，足以让孩童步入中年，却抹不去某些话语留下的印记。这让我们思考：教师在开口前，是否意识到自己话语的重量？杜甫诗云："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教育的美好在于这种"无声"的影响，而其恐怖也在于某些"无声"的伤害。

江明达老师已经到了极乐世界，那年，我专程到文崇参加了他的追悼会。何建彬老师已从校长岗位上退休来，也要退休了。我已是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还在利用业余时间写作，他们的话语始终陪伴着我。

教育的真谛或许就在这语言的慎用中。维特根斯坦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教师给予学生的语言，也在某种程度上划定了他们世界的界限。"假精灵"划定的是一个充满怀疑的世界，"小作家"打开的则是一个充满可能的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学生"世界建构"的参与者。我们通过语言帮助学生建构他们的世界——是开阔还是狭隘，是光明还是阴暗，往往取决于我们选择怎样的语言与他们相遇。教育最重要的不是技巧，而是教师对语言力量的敬畏，以及对每个生命独特性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