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联手创作的第6本文学作品《齿生有缘》于2024年11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11月19日，由达州市文联、达州市科协、四川文理学院主办，达州市作家协会、评论家协会、科普作家协会和四川文理学院巴山作家群研究院共同承办的《齿生有缘》研讨会在文理学院举行，60来位专家学者对这部书进行了认真研讨，特别是对我们联手搞文学创作整十年褒奖有加。

　　在这次研讨会上，有评论家将我们这种“专业人士与作家联手创作”上升为“一种文学现象”，认为这种联手，规避了文学描写在专业领域“开黄腔”的风险，让专业的描写更真实、更准确、更科学、更有可读性，这是振兴巴山作家群的有力尝试，是巴山作家群再攀文学高峰的希望。如果按那些专家学者的评价，《齿生有缘》不说可以拿“茅奖”“鲁奖”，拿四川文学奖会大有希望。《齿生有缘》哪有那么好?抬得太高了啊!即使当今的文学评论像是给某些领导念悼词，也不要过于好心地将一部极普通的作品硬要往云端上抬嘛!

　　过高地褒扬一部作品的文学和社会价值没有必要，但认真地总结文学创作中的得与失却很有必要。

　　我们极为珍惜联手创作的十年时光。既然已有评论家将“专业人士与作家联手创作”上升为“文学现象”，作为“现象”中人，讲讲我们联手创作中的一些幕后故事，与读者一起分享我们联手创作的痛苦和喜悦，或许还能给文艺评论家多少提供一点研究的素材，所以，我们联手推出了创作谈——《此生有缘》，请读者教正。

黄北平 、潘传明/图

　　黄北平：在岁月的长河中，有些瞬间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我们的人生。1984年秋，我刚从华西医科大学口腔系毕业，分配到四川省达县地区中心医院口腔科，那时媒体不发达，全科室只订了一份通川报(达州日报前身)，报纸送来后，谁有空谁就翻，翻过后扔在那里别人再翻。有一段时间，报纸翻着翻着就不见了，原来是有人收了起来，这引起了我的好奇，什么文章值得自己看了还要收起来呢?第二天通川报一送来，我就捷足先登，原来上边正连载刘秀品的报告文学“监狱采访散记”。监狱是个神秘的地方，栏目标题首先吸住了我的眼球，我一口气把那期的连载看完，感到确实有意思，以后只要通川报一来，我就抓紧时间读刘秀品的连载。就这样，我从报纸上认识了刘秀品，知道他是通川报社的记者。不久后，他的“监狱采访散记”被整理成《囚徒生活纪实》，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后来，刘秀品成了达州日报副总编辑、达州晚报首任总编辑，可他一直笔耕不辍。从2001年6月开始，他在达州晚报上开办的带有杂文笔法的“秀品杂说”专栏，读者好评不断，从中精选汇编的《秀品杂说》一书，获四川文学奖。在我眼里，刘秀品是达州的名人，也想和他结识，还找达州日报的熟人帮我牵过线。但他是记者，我是医生，算是两条道上跑的车，有缘无机，直到整整过了30年后的2014年，我们才由“孙悟空”搭桥，在铁山森林公园的星光中相识，由此，生命的轨迹、写作的经历紧紧地交织在了一起。

　　刘秀品：或许真是此生有缘，那年7月，我住在达州市南城的七里沟山庄，改写《玩家肖超》第四稿。专攻画葡萄的画家肖超为文化界的朋友在七里沟山庄设置了搞创作的“专家工作室”，免费提供食宿，我带着老婆在那里住了半个月。16日下午，不知是骄阳格外凶猛呢，还是冥冥中的神灵暗示，我突然感到干燥闷热，胸部不适，似乎有股力量在催促着我，得马上离开七里沟山庄，到更加凉快的铁山森林公园。晚饭后，我向肖超提出，需要换换环境，肖超立刻调车送我。晚上九点多钟，到达铁山清风山庄，脚刚踏出车门，正在院坝里乘凉的潘传明和黄北平一见下车的是我，马上围了过来。“刘大哥啊，我和北平正想找你!打听到你在七里沟山庄，今天晚上你不到铁山来，我们明天就要奔七里沟山庄找你，有特别重要的事给你说。”潘传明抓住我的胳膊。“潘老弟，有什么重要的事?”我问。“这里不好说话，到你屋里去。”潘传明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

　　潘传明摄影艺术造诣很深，是在达城第一个开婚纱影楼的老板，我退休前与他曾有业务上的合作，早就熟悉。而黄北平是达城最著名的牙科医生，是摄影发烧友，2013年我曾请他治过牙，虽没有深交，但认识。

　　“刘大哥，天大的好事，你看看这个石头像谁?”他们跟着我来到住处，刚坐下，潘传明就打开相机，调出一张照片让我看。

黄北平 、潘传明/图

　　“像谁，像孙猴子，很像孙猴子嘛。”只瞟了那照片一眼，我就认定。

　　“你们这照片在哪里拍摄的?”

　　“在大崖角。今天傍晚六点多钟，我和黄北平到铁山主峰大崖角拍摄落日的美景，走到小尖山的半山腰，向大崖角一望，突然看到大崖角的悬崖绝壁之上，藤蔓植物之中，凸现出一方高度超过20米的白色石头佛像。那佛像面朝西方，凝视着远远近近的山河，恰逢夕阳西沉，红日如盘，道道霞光，直照大佛，真是壮极了，美极了。我们商量着怎么与你联系，将这一重要发现推广出去，提高铁山的知名度。”潘传明娓娓道来。

　　“什么时候带我去看看?”我问。

　　“刘叔叔，今天太晚了，上山不安全。”黄北平回答。

　　或许是职业使然，黄北平一贯谦和，对于比他年龄大的男人都称叔叔，因为我与他相差接近20岁，他对我以“叔叔”相称。

　　“你别叫我叔叔，叫大哥吧。叫叔叔容易把我叫老，叫大哥顺耳些。”见黄北平身段放得那么低，我立马道。

　　“那好，刘大哥，明天早上去好不好?”黄北平征求我的意见。

　　“那就明天一早去。此事暂时保密，不要惊动别人。”潘传明决定。潘传明在商海博弈多年，“发明专利”意识很强，从发现那尊石像起他就萌生了要申请“专利”的想法，所以显得神秘兮兮的。

　　第二天天刚放亮，我们三人坐车来到大崖角，攀上小尖山，恰逢旭日东升，扭头一望，果见一尊大佛，凸显于万绿丛中，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七色光环，毫不吝啬地倾注到佛的脸上，使佛的眼睛、鼻子、嘴唇，轮廓层次分明，情感丰富。眼睛似乎都在灵灵地闪动，嘴巴似乎也在微微地开合，嘴唇还略显红润，好像抹着唇膏。特别有趣的是，他帽檐上的一块圆圆的石头，恰如一枚通灵宝玉，镶嵌在头顶的紧箍咒上，使大佛更逼真，更传神。而枝牵叶缠的藤蔓植物，又遮住了大佛的耳朵和半个脸颊，恰似大佛浓密的络腮胡子，使大佛更显岁月沧桑，磨难多多。这真把我给彻底镇住了：经千百万年风雨浸润的这个“孙猴子”，与六小龄童扮演的齐天大圣何其相似乃耳!那浓眉的大眼，那坚挺的鼻梁，那刚毅的嘴唇，还有额头上那三道深深的抬头纹，那闪闪发光的金箍，似人似神，似仙似佛，巧夺天工，惟妙惟肖，这尊斗战胜佛何其的逼真，何其的神形兼备!此佛如果早日现身，拍电视连续剧《西游记》时，也就不需要剧组劳神费力，去找那个如来佛一伸巴掌，就压了孙大圣500年的五行山，铁山也早就跟着红火啦。铁山森林公园是国家AAAA级风景区，把铁山炒得更红火，是我们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一合计，决定由潘传明和黄北平提供照片，由我撰写文字，尽快将“孙猴子”推出去。我的初稿出来后，电传给黄北平，请他提意见。

　　黄北平：隔了一天，刘老师就用QQ发来了2000多字的散文《铁山发现斗战胜佛》，后面还附了一段话，意思叫我修改一下。我一个文坛小白，完全不懂一字千金的含义，更不懂文坛的规矩，别人的文章，特别是名人、领导写的文章，征求意见是表示他们谦虚，做做样子，可我却自作聪明，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进行了多处修改后，才返回给他。

　　刘秀品：说心里话，我当时把文稿传给黄北平征求意见，一半因为我们是合作者，征求意见的程序应该走，一半是出于礼貌，表示我很客气。没曾想我客气黄北平却毫不客气，对稿件频频亮剑，大大小小找了十多处毛病。我认真分析了他的意见，觉得他的不少修改建议见解独到。看到他传过来的那些修改意见，我很感动。要知道，我一直被单位里的年轻后生尊为所谓的“老师”，写出的文字一般很难听到批评，因为缺少“监考老师”，导致我写的有些文字连明显的笔误有的编辑都没给改正，就那样“原汁原味”地端上了报纸，为此而留下羞人的笑柄和深深的遗憾。我照黄北平的批评意见修改，《铁山惊现斗战胜佛》《齐天大圣为何落户铁山》《铁扇公主藏铁山》等几篇散文和数幅照片陆续见报，并通过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凤凰网等40多家传媒，使铁山发现“孙悟空”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球，掀起了一波密集宣传铁山、宣传达州的热潮。铁山出了“孙猴子”的消息不但火遍了媒体，也惊动了官方。当时的市委书记带着全市四十多个局委办的领导，到铁山现场观光，由我介绍发现“孙猴子”的经过。现场观光的领导在商讨如何进一步打造铁山的旅游风景区时，市委书记当众提醒：“西游文化”在全国已影响广泛，铁山应抓住自己的特点，重点打造“大圣文化”。铁山林场顺势而动，做出了建“大圣广场”、修“拜圣亭”，将铁山原有的一座小庙扩建成天竺寺等造景计划，并印了一本在铁山打造“大圣文化”的宣传图片册。

　　黄北平给我文章纠错让我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搞政治的需要站在别人的肩膀上才能使自己看得更远;搞文学的需要经过读者的“指错”才能把文字锻打得更精。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早二十年认识黄北平，请他对我的文字横挑鼻子竖挑眼，我不奢望在文学上有多高的造诣，至少使流传到社会上的文字错漏要减掉一大半。也就从孙悟空给我们牵线之后，我有意接近黄北平，寻找与他在文学上合作的机会，以文结友。

　　黄北平：我给刘大哥的文章挑了那么多的刺，他不但没有怪罪我，反而还夸了我一句：“黄老弟，你很有文学天赋，可以往这方面发展发展。”我从小也喜欢写作，大学阶段，也写过一些讲演稿和报道学校运动会的新闻稿，由于没有人指点，写作一直停留在“幼儿园”的水平，没想到他竟如此高抬我。我们的职业虽然不同，但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热爱让我们在精神上越走越近，话题越来越多。

　　刘秀品：黄北平是南江县仁和乡“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个大学生，从华西医科大学毕业，搏击商海，白手起家，在达州办起了北平牙科医院，既为四五十个人解决了饭碗问题，也为无数牙病患者解除了病痛折磨，我想为他“立传”。那时不少事迹远没有黄北平过硬的企业家都推出了一本本的“传记”，就凭黄北平刻苦读书，艰难创业的故事，凭北平牙科医院良好的品牌效应，写本十几二十万字的报告文学，树立一个朝气蓬勃的励志典型，完全“够秤”啊。我做了要给黄北平“立传”的思想准备，就请他给我讲故事，讲他的求学经历，讲他的奋斗故事，讲他的家人，要求他讲的故事越细致越稀奇古怪越好。搞创作离不开故事，有动听的故事，创作才有最基本的“物质基础”。

　　黄北平：刘大哥建议我写一本艰苦创业的成长史，我觉得我没什么好写的，像我这样的人写出来能有多大的作用?那是白白浪费他宝贵的脑细胞。如果要写，建议他写写我的父母双亲。比起两位老人家，我认为他们更值得写一写。为了养育我们六姊妹，两位老人起早贪黑，打猎、割漆、染家具、做农活、育果木、栽药材、养野鸡，吃尽了人间少有的苦头，他们生动离奇的故事更值得记录，值得歌颂。所以，我建议他先不说写书的事，如果有时间，跟我回一趟老家，换换脑子，听我爸爸讲讲故事，我觉得爸爸这个人身上的故事多得很。

　　刘秀品：我早听说黄北平是孝子，自买了商品住宅后，就在达城为父母准备了住处，多次要求父母到城里去生活，以便就近照顾。可劳动惯了的父母离不开农村那个根，一再拒绝进城享清福，黄北平只好“读跑学”，隔一周来来回回开车600公里看望父母。黄北平虽然出自名牌大学，但对只读了三年私塾的父亲却崇拜得五体投地，平时一说到父亲就一脸的崇敬，不像有些年轻人，读了个大学就自以为能干得不得了，看不起捏锄把的娘老汉。听了黄北平的建议我心动了。他的老家位于大巴山深处，那里景色秀美，不说搜集写作素材，权当是去旅游，吃几顿柴火罐儿饭和蘑菇炖跑山鸡也好嘛。就这样，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开启了南江县仁和乡的第一次行程。殊不知，还没有走到黄北平的老家，一件偶然小事就深深地震撼了我——

　　到仁和乡先得经过南江县的下两镇，黄北平是在下两中学读的高中，并以全县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华西医科大学口腔系，曾轰动全校，我想顺道听听黄北平在中学读书时的逸闻趣事，就向校门走去，没曾想被门卫伸手拦住了。先是要看我们一行人的身份证，接着要一个一个登记，看了身份证，登了记还不放行，说是上课时间进学校很可能干扰学生的学习，要等放了学才能让我们进去。那架势，进一所山区中学的门比进省委机关的门还难!

　　“我是仁和场黄国让的儿子。”如果等到放学才让我们进去，还得等不短的时间，无奈之下，黄北平把他“老子”给搬了出来。

　　“你真是黄国让的儿子?”门卫很怀疑，口气中露出很大的不信任，以为黄北平是个“冒牌货”。

　　“我就是黄国让的儿子!这能有假?”黄北平再次声明。

　　“他就是黄国让的儿子!”我们一行几个人跟着证明。

　　“真是黄国让的儿子，那就进来嘛。先看看校园，我再帮你们找想约的人。”确定黄北平是黄国让的儿子，门卫态度立马前倨后恭，不但让我们进了校门，还领着我们参观校园，热情有加地帮我们预约了要找的老师。

　　这个场面使我惊讶万分。黄北平算得上是这所学校的骄傲，可他的名字竟不如当农民的父亲响亮!黄北平老家距下两中学50多里远，父亲“黄国让”三字竟对这个中学的门卫如雷贯耳!社会上不乏假冒大官的儿子，假冒大款的儿子，哪有人假冒一个八十多岁的农民的儿子?假冒是为了获取效益，假冒大官的儿子，假冒大款的儿子不但可以骗钱，还可以骗色，假冒一个深山老农的儿子又能骗到什么?

　　一个人的名望是以他对社会的影响为基础的，这个“老爷子”很可能真是文学创作的一座富矿，真需要好好与他摆摆龙门阵呢。

　　黄北平：刘大哥第一次到我的老家，对我父亲进行了认真的采访，得知了我那当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的爷爷被张国焘冤杀;得知了我父亲1948年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带头参加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怎么被炸弹的爆炸声震坏了耳朵;特别是对我父亲打猎时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猎狗忠诚勇猛的故事最感兴趣。边听边问边记，笔在采访本上刷刷写个不停。我一看，刘大哥入戏了。

　　刘秀品：我确实被黄国让老先生讲的故事迷住了。他老人家的一生虽算不上波澜壮阔，但绝对优秀精彩，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不少都感人肺腑，写出来一定能打动人。黄北平的创业故事不是不可以写，可他不愿意写，现在社会上励志的书汗牛充栋，再推出黄北平这么一个励志的人物，不一定“打得响”。

　　黄北平：“刘大哥，我父亲讲的故事有没有意思?”在返程的车上我问。

　　刘秀品：“很有意思。只是抓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我虽然感动，但感动还不是文学作品。我带着迷惘回答。

　　黄北平：“就写我父母这一生啊。父母今年都八十多岁了，写写他们这一生是怎么走过来的?写写他们在我们后人眼里是个什么形象啊。”黄北平不紧不慢地回答。

　　刘秀品：黄北平的话如一道闪电在我的脑海中划过!现在社会上不少人“厚葬薄生”，父母在世时不孝敬，死了之后才呼天抢地，大操大办，在祭文上做文章。父母过世了，后事办得再隆重，祭文写得再哀婉动人，父母也看不见听不到了，那只是一种形式，是做给外人看的。如果黄北平能趁父母健在，将他父母多姿多彩的一生用文字记录下来，让父母生前就能看到自己在儿女心中的地位、社会对自己的评价，这既能表达儿女对父母的感恩之心，又传播了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有深度，有创意，这类文学作品不但中国没有见过，也许连世界上有没有都要打一个问号。不写黄北平，就写他的父母，角度更有新意，社会价值更大 。这样一想，我兴奋不已，晚上住在巴中市的江北宾馆，一直在席梦思上翻烧饼，到半夜两点了都在睡“鼓眼觉”，索性翻身起床，在采访本上整理创作思路，熬了一个通宵，梳理出采访写作大纲。天亮后，我找黄北平，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

　　黄北平：听说要替我父母写一本书，力争父母健在时公开出版，我兴趣陡涨，我们商定，这本书的名字就叫《苍天大地》，通过我口述，揭示一个真理：父亲是苍天，母亲是大地，没有父亲天要塌，没有母亲地要陷，父母不但给了儿女的肉身，还给了儿女的灵魂，人们永远不要忘了苍天大地的养育之恩!

　　刘秀品：主题明确后，为了写这本书，我随黄北平多次到他老家采访，听他父亲仔细给我讲他这一生中遇到的奇人奇事，找与他父亲有关联的人调查。当然，我采访得最多的，还是黄北平。黄北平不但记忆力惊人，小时候在父母身上发生的事他都讲得清清楚楚，而且感情特别浓烈，讲到情深处，多次哽咽，不得不站起来，走到一边去默默地用纸巾擦泪。文学作品要打动人，首先得要打动作者自己。黄北平介绍他父母时热泪奔涌，竟引得我这个“听众”也几次抹眼擦泪。《苍天大地》以黄北平口述，我文字整理的方式拿出初稿后，北京一位姓董的文艺评论家看了后，评价“这本书描写了一个农民家庭近一个世纪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很有点《百年孤独》的味道，改好了，就是中国的《百年孤独》。”那位姓董的文艺评论家将《苍天大地》推荐给了中国电影出版社。但中国电影出版社并没接纳这本书，我和黄北平交给白山出版社，2015年7月白山出版社精装出版。在扉页黄北平父母的合影照下，写了这样一句话：“谨以此书献给健在的父母双亲!”这是此书的主题，也是此书的“文眼”。我至今仍然认为，《苍天大地》是我与黄北平合作的多本书中写得最动情的一本。一本书的生命长短需要时间去评判。我深信《苍天大地》在时间长河的淘洗中，不会是抗不住淘洗的“短命鬼”。

　　黄北平：中国电影出版社对《苍天大地》不感兴趣，但对书中有关我父亲狩猎的故事则大加赞赏，认为如果对我父亲狩猎的故事深度发掘，以“猎王传奇”为故事主线，传播中国传统的狩猎文化，精细描写，很可能改出一部可读性很强的书。他们同时书面承诺，准备将这样一部书稿列入2016年的出版计划。写稿的人最怕作品找不到“婆家”。中国电影出版社是国家一级出版社，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很高，虽然他们不接纳《苍天大地》对我们的精神打击不小，但他们承诺将写我父亲狩猎的故事列入出版计划，又无疑对我和刘大哥鼓励很大。

　　一得到中国电影出版社的承诺，我和刘大哥商量后立即回复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辑部：准备将“猎王传奇”作为《苍天大地》的姊妹篇，以最快的速度改出交账。

　　刘秀品：决心是下了，可要将《苍天大地》中黄国让老先生的狩猎故事剔出来，单独扩写成一本书，谈何容易。《苍天大地》囊括了黄国让老两口八十多年的生活，涉及的人和事太多太多，而狩猎生活只是黄国让生活经历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他生活中极小的一部分。要让一粒芝麻膨胀成一个西瓜，那就不是一般的修修补补，是得重搭台子另开张。我又由黄北平领着，开始专门采访黄国让老先生的狩猎故事。为完成《猎王传奇》的采访，我不是一次到南江县仁和乡，是至少去了10次，一次接一次地挖掘黄国让老先生“这座富矿”，越挖越觉得有意思。

　　黄北平：我父亲为什么在仁和乡周围上百里的范围内成为知名人士?主要是他曾参加过乡政府组织的狩猎队，枪法好，让无数的野猪死于他的枪下。大巴山解放初期时野猪成群结队，祸害庄稼，成为农业生产的大患。消灭野猪，不但不是什么破坏生态环境，还是为民除害，消灭得越多贡献越大。我父亲与野猪斗智斗勇，许多猎杀野猪的惊险故事，在大巴山深处传得很远，传得很神，为此当选过“狩猎劳动模范”。

　　刘秀品：只听黄国让老先生讲他的狩猎故事当然不够，我们还到他当年狩猎的地方去现场考察，亲身感受狩猎生活的艰辛。

　　黄北平：那时刘大哥已年过七旬，膝盖已出现比较严重的退化性骨病变，而我父亲当年狩猎的地方属大巴山的腹地，到处悬崖绝壁，荆棘缠绕，人迹罕至，我领着刘大哥，穿着能够抵挡荆棘扎刺的绿色“战斗服”，冒着三十多度的酷暑，钻野猪出没的“猪道”，探猎狗被困的“溶洞”，寻当年我父亲住过的“崖堑”，爬上能更好观察周围狩猎环境的古松瞭望……凡是该去的地方，凡是克服困难能去的地方，我都领着刘大哥去了。有的地方还不是去一次。刘大哥那种“山在脚下我为峰”的精神，让我相当佩服，让某些二十来岁的人跟着我走，都不一定走得下来!

　　刘秀品：人确实是需要有点精神的。中国电影出版社将“猎王传奇”列入出版计划的承诺，成为我们的精神支柱，变为在我心中熊熊燃烧的希望之火，激励着我发挥出超常的能量去征服险山恶水。素材够了，我和黄北平开始“啃”这本书。初稿出来后，用什么书名呢?原来准备用《猎王传奇》，但考虑到中国传统的狩猎文化博大精深，出名的猎手肯定太多，把“猎王”二字放在黄国让老先生头上可能会有争议，我和黄北平讨论再三，觉得还是让他当“巴山猎王”更精准，书名就用了《巴山猎王传奇》，署名两人合著。

　　黄北平：2016年7月，《巴山猎王传奇》由中国电影出版社推出。书刚面世，当当网、亚马逊网就炒了起来，京东商城和全国新华书店开始上架，出版社评价这本书“将生活的精彩、世事的凶险、命运的多舛、时代的变迁、人性的善恶、道德的传承演绎得淋漓尽致”，社会反应比较火爆。2016年11月5日，签名售书活动在达州书城举行，一个多小时即签售509部，签字把我的胳膊都签酸了。

　　刘秀品：2016年11月18日，由达州市文联主办，达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四川省青少年文学艺术社科普基地、达州市科普作家协会承办，四川省文理学院学报编辑部、四川文理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协办的《巴山猎王传奇》创作研讨会，在四川文理学院莲湖校区举行。也就在那次座谈会上，有文艺评论家见我和黄北平联手推出了两本书，很感兴趣，准备以“成功人士”与作家联手进行文学创作进行研究。黄北平有一个特点，对于别人尊他为“成功人士”似乎天生反感。在他人眼里，黄北平已经很“成功”了，但他一直认为自己远不是所谓的“成功人士”，很一般很普通。由于黄北平不愿戴“成功人士”的高帽，致使研究搁浅。就在我与黄北平十余次到仁和乡收集《巴山猎王传奇》的创作素材时，黄北平老屋下的一座坟墓曾深深地拨动过我的神经——那是一座黄国让老先生专门埋葬猎狗的坟茔。“大黄”“豁眼皮”“武士”“多多”等猎狗一串串离奇古怪的故事，虽然在《巴山猎王传奇》中有所展示，但展示得远远不够——因为猎狗并不是那本书中的“主人公”，只是小小的陪衬。而那些猎狗对主人忠诚勇敢的故事，世所罕见，主人对猎狗的重情重义，感天动地。如果将《巴山猎王传奇》中有关猎狗的故事抽出来，再度开发，专门写一部有关猎狗的书，弘扬爱心，敬畏生命，很有社会意义。我还想到了《狗坟》这样一个很好的名字，就将想法向黄北平托了出来。

　　黄北平：我一听刘大哥说出想法，立即拍手叫好。《狗坟》这名字取得太绝了!“狗”还有“坟”?为什么要给“狗”建“坟”?是谁给狗建坟?那“狗坟”在哪里?书名简洁明快，很像小说的名字，一下就能抓住读者的眼球啊。

　　刘秀品：通过与黄北平联手创作《苍天大地》《巴山猎王传奇》，我对黄北平有了更加深入地了解。他吃得苦，耐得住寂寞，身为“成功人士”，本身爱好广泛，喜欢摄影、乐器，对书法、 卡拉ok也不陌生，与我联手搞文学创作的两年时间内，没见他进过舞厅，上过牌桌，有时拿起书一看就是几个小时，能坐冷板凳，不像某些所谓的“成功人士”，猴子的屁股——坐不住，天天沉湎于应酬。我与黄北平的合作，已远远超出了那种“你说”“我写”的“口述文学”的范围，是他说我也说，我写他也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写一遍，他改一遍;他写一遍，我改一遍;他启迪我，我启迪他，他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他，将两个人的智慧合二为一，真正实现了1+1大于2。而且黄北平很重情义，不但对朋友肝胆相照，对猎狗也情深义重。当他回忆起与猎犬“大黄”“豁眼皮”“武士”“多多”之间发生的那一串串既离奇古怪，又富有人情味的故事时，不但自己多次流泪，还对我也产生了强烈的“催泪效果”。那些猎狗的故事，构成一幅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生动图画，世所罕见。讲到有些猎狗之死，他声音哽咽，泪流满面，我本是局外人，因为“入戏太深”，也不由得跟着泪奔。

　　黄北平：为了静下心来写作，刘大哥决定上山“闭关”。他先是住在凤凰山上的凤凰新村，我则每天下班后上山，吃过晚饭，我们就来来回回地在凤凰新村“压马路”，商讨该写哪些故事，每个故事怎么表达，写出故事梗概后再商讨如何修改。天气更热后，他又迁至铁山森林公园的清风山庄。我每个夜晚到铁山有困难，就隔天去一次。我们不但晚上“压马路”，早晨我回城里上班，他送我下山，边走边摆龙门阵，送到“铁炉山庄”后，我开车回城，他再返身步行回清风山庄。从清风山庄至洞子口那段旅游公路5公里，铁炉山庄位于两公里半，他早晨送我下山走2.5公里，返回2.5公里，来来回回就是5公里。刘大哥的老婆丁嫂子见我与刘大哥经常像被胶水黏住一样，总在一起，与我开玩笑：“你们这种关系，比两兄弟还要亲密。”“我们早就赛过亲兄弟嘛。”我回答。那些散步的夜晚和清晨，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记忆，是我灵魂深处最温暖的诗篇。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我走到哪里，凤凰山上的星光和铁山的晨光，都是我心中不灭的灯塔。我会永远珍惜那些与刘老师一起走过的日子。

　　刘秀品：我老婆也不止一次与我开玩笑说：“你和黄院长裹得真紧，裹得比两口子还紧。”

　　“我们虽然裹得梆梆紧，可我们是干正事，不是搞同性恋!”我哈哈一笑，老婆哈哈一笑。

　　黄北平：凤凰山和铁山植被丰厚，蛇很多，有时蛇在公路边的草丛中穿来穿去，有时就赖在公路上不让行，我们拿着手电，拖根棍子，边散步边打草惊蛇。或许是天意吧，住在凤凰新村时，不知从哪里跑来一条大黄狗，天天跟着我们，在身前身后蹿来蹿去，本来是野狗，却像家里养的一样对我们特别亲近，见到其它的狗对我们狂吠，它竟公开站出来“护驾”，对它的同类大声“汪!汪!汪!”这个画面，令我们感动，当即拍照在案。

　　刘秀品：“闭关”写《狗坟》的日子，既艰辛又浪漫，有苦有乐，乐多于苦。黄院长回顾我们的创作过程，曾总结出这样一句很到位的话：“这些书是我和刘大哥走路走出来的，转山转出来的。”

　　黄北平：一部文艺作品的写作方向愈明确，写作愈轻松。我和刘大哥没用两个月，就把《狗坟》拿了出来。好几位朋友读后评价：“这部作品很感人，看着都忍不住流泪。好多年以来都没有读到这样的好书了。”《华西都市报》《玉林晚报》《达州晚报》等好多家报纸分别连载，《巴山文艺》还出了特刊，以一期杂志的全部版面，推送《狗坟》全文。

　　刘秀品：长期接触黄北平，对这个文学创作合作伙伴的了解也更透彻，发现他的心里特别阳光灿烂。他爱父母，爱兄弟姐妹，爱领导同事。从他嘴里说出的，都是父母的好，兄弟姐妹的好，领导同事的好，单位好，社会也好，国家更好。似乎是他永远欠父母的，欠兄弟姐妹的，欠单位同事的，欠社会的，欠国家的。他不像有的人，总埋怨父母不好，埋怨兄弟姐妹不好，埋怨单位同事不好，似乎永远是别人欠他的，社会欠他的，国家欠他的，这种人的心里没有阳光，看一家人是灰暗的，看周围环境是灰暗的，看社会是灰暗的。长期与黄北平这种心里充满阳光的人相处，人都活得精神，长期与那些心里灰暗的人相处，再精神的人五脏六腑都会长霉。

　　黄北平：《狗坟》的改稿一结束，我就找刘大哥商量，可不可以接着写一本我与老师之间的纪实作品，不只写一个人，写老师这个群体，就从小学一年级的启蒙老师写起，一直写到大学教授。

　　刘秀品：从黄院长嘴里讲出来的老师个个有血有肉，个性鲜明，形象丰满，可亲可敬。那些老师的崇高师德，不但让黄北平激动不已，也让我感动莫名。他的建议刚提出，就引起了我的兴趣，我立即上网查找，看有没有专门写老师的书，一查，写老师的文章汗牛充栋，有专门写某位小学老师的，也有专门写某位中学老师的，还有专门写某位大学老师的，但歌颂老师的长篇著作极少，特别是用一本书，去写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数十位老师更是没有见到。这种书写，可以说是独辟蹊径。文学创作最忌雷同，得觅“国之稀缺”“世所独有”，既然他想写的这本书是“独辟蹊径”，说明这本书的开发价值高，发展潜力大，值得下大力。

　　黄北平：我和刘大哥再三研究，书名暂定《师恩浩荡》。我们不去为某位老师拍“特写镜头”，而是为众多老师留下一张珍贵的“历史合影”;我们也不为尊者讳，把老师个个吹捧成“高大全”，而是给老师照“X光机”，对老师进行“全方位扫描”。让时代的变迁、人生的磨难、梦想的追求、性格的弱点、老师的功德，全都隐含在一串串真实离奇的故事之中。虽然书中老师的学历有高低，水平有参差，但对学生来说，都同样是人生再造。这既是我这个学生为众多老师构筑的一座文字丰碑，也是我这个学生献给众多老师的一支心灵颂歌。

　　刘秀品：定下了《师恩浩荡》这个写作主题，我和黄北平开始采访。我们重访了黄北平曾就读过的南江县仁和乡仁和小学，南江县下两中学，成都市华西坝的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重走了他读小学时挑过水的燕塘湾的羊肠小道，参观了他读大学时的解剖教研室。文学是人学，为了把人写活，我们尽可能多地采访了教过黄北平的老师。时过几十年，那些教过他的老师，不少已经作古，健在的，大都已七老八十。为了使书中老师的形象更真实，更丰满，我和黄院长定下这样一个原则：凡是能找到的老师，都力争与本人见面，请他们介绍当年的教书生活，记忆他们心中的那个黄北平。凡是能找到的同学，都务必找到，请他们回忆教过他们的共同的老师。

　　黄北平：经过近半年的采访，成功搜集到了创作《师恩浩荡》所需的素材，又经过近半年的写作，拿出了初稿。全书完成后，先印了几十本样书，分发给书中涉及的老师和我各个学龄段的同学，广泛征求意见。

　　刘秀品：从反馈回来的信息看，对这本书的主题很看好，四川音乐学院原党委书记、四川省政协常委、四川省政协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谭维明，曾主持过南江县下两中学的全面工作，教过黄北平，他欣然为《师恩浩荡》一书作序，黄北平读大学时的同班同学陈绍陟，曾被著名学者流沙河誉为“牙科医生中最好的诗人，诗人中最好的牙科医生”，深情为本书写跋。

　　黄北平：书还没有出版，不少章节就被多家网站推出。2017年7月，《师恩浩荡》被新星出版社相中，列入出版计划，只是提出一个问题——对书的名字很不满意，觉得《师恩浩荡》太老套，没有新意，能不能给书取一个更好的名字，并且推荐了几个供我们选择的书名，其中的一个就是《第二父母》。我和刘大哥研究，觉得一个人的肉体是父母给的，学识和灵魂基本上是老师给的，将老师称为“第二父母”比较合适，就同意用《第二父母》代替《师恩浩荡》。书名决定后，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出版社就完成了三次校样，于2017年教师节前推出。第一次印制很快销售一空，只过了三个月，2018年1月《第二父母》再版。

　　刘秀品：《第二父母》既写了黄北平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也写了他的大学老师。实事求是地说，《第二父母》对大学老师只是稍有涉猎，写得相当肤浅粗糙。全书26万余字，大学老师只占6万来字。为什么大学老师在《第二父母》中占的篇幅那样少?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对大学的生活知之甚少。我的“最高文凭”是“初中毕业”，与小学老师打过交道，在中学也混过几年，但对大学是什么样子没有见过，写大学老师是癞蛤蟆咬天——心大嘴小，找不准从哪里下口。

　　黄北平：虽然《第二父母》对我大学的老师写得很不够，可那本书在同学中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反响，特别是书中有关大学老师的内容被原华西医科大学网站转载后，在同学中一石激起千重浪，不少同学陆续跟帖，倾诉对大学生活的深切怀念，对大学老师的无比崇敬，还有的同学给我建议，干脆专门写写大学的那段生活，专门写写他们的大学老师。看了同学的建议，我激情难禁，找刘大哥商量，能不能再度合作，进行深入采访，广泛搜集素材，专门写给我们授业解惑的大学老师。

　　刘秀品：思考良久，我点头答应。华西医科大学口腔系不但在中国的口腔界有着良好的社会信誉度，在世界口腔界的地位也很崇高，黄院长这个从华西医科大学口腔系走出的学子，能用真情再现几十年前那些为他授之以渔的大学教授，通过老师的一言一行，乃至最普通的生活琐事，既颂扬老师们的人生再造之恩，也反映改革开放初期那一代大学生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在歌颂那些大学老师良好的医德医风时，对医学领域的腐败现象进行有力的鞭笞，作品的社会价值不言而喻。

　　黄北平：我和刘大哥商定，书名就用《华西坝的钟声》。之所以用这个书名，一是因为《第二父母》中有关写大学老师这一编的“编名”就叫“华西坝的钟声”，用这个书名有连续性。另一个原因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华西学子中曾有人写过一首颂扬华西医科大学的抒情诗，题目就叫《华西坝的钟声》。以此做书名，也彰显了华西精神的传承。

　　刘秀品：写作方向定了，书名也有了，但我深深地知道，专门写黄院长的那些大学老师，难度不是一般的大，是难于上青天。《第二父母》中涉及大学老师的内容，我们吭哧瘪肚才写6万来字，而那6万来字这本书中有的能用，有的还不一定用得上，二三十万字基本上都要重打锣鼓另开张。《华西坝的钟声》属非虚构文学，既然“非虚构”，那就得用事实说话，可以“构建”，但不能无中生有，可以编写，但不能瞎编。我们的写作对象是大学教授、高级医学专家，不少人还有在国外生活工作的经历，不但文字功夫过硬，政策水平也不能小觑。在那样的精英面前，任何的小聪明都无济于事，唯有老老实实，把功夫下在采访上。

　　黄北平：还未开始采访，我和刘大哥先定下两条规矩：一是凡活着的、能找到的老师，我们都必须进行面对面的采访，记录他们的讲话，并拍照留念;二是初稿出来后，都必须送老师本人审阅，他们不点头认可的文字，不入书。

　　刘秀品：2018年夏天和秋天，我们数次到华西医科大学校园，参观黄院长读书时的教室、宿舍、饭堂、体育馆、解剖室，采访了几十位与他有关联的教授。幸运的是，接受我们采访的人，不管他们仍然在医学岗位上发挥余热，还是早已赋闲在家，甚至病卧在床，对我们的采访都给予了最大的支持，他们介绍改革开放初期的教学生活，介绍他们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些大学生的良好印象，讲他们记忆中的黄北平，采访不但大大地丰富了我们的写作内容，而且他们的高尚人品、渊博学识、敬业精神，对我也是一种精神的洗礼。采访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得多。教授们的真情相助，让我感激涕零。

　　黄北平：采访很顺利，动手也很顺利，2018年的冬天，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我们于2019年初夏就拿出了20余万字的初稿。没想到初稿只用了四个月，改稿却用了两年。改了七八遍，我们都觉得比较满意了，才配上采访中拍摄的几十幅照片，印了几十本征求意见稿，请文学界的朋友横挑鼻子竖挑眼，根据反馈回来的信息，进行修改，改好后再印了几十本征求意见稿，专门送给书中涉及的所有老师和部分同学，请他们批评。

　　刘秀品：采写中我和黄院长商定，准备请王大章教授为此书作序。王大章是原华西医科大学副校长兼华西口腔医院院长，不但在中国，就是在世界的口腔界都有很高的知名度，而在采访王大章时，他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邀请，答应为本书写几句话，可就在全书最后定稿时，王大章教授突然仙逝，使我们请王大章教授写序的计划落空。

　　黄北平：王大章教授不在了，请谁作序呢?我想到了原华西医科大学校长、卫生部原副部长、中华医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十三大代表曹泽毅教授。曹教授是世界知名学者，我在华西医科大学口腔系读书时，他是校长，如果能请他给《华西坝的钟声》写几句话，当然再好不过。令我们大喜过望的是，我联系曹校长时，他很快回信，愿意为这本书作序，并很快将序言传回。曹教授的序言，为书增色不少。考虑到书中的不少照片有历史价值，对照片制作的工艺技术要求很高，书稿被推荐给了湖北美术出版社，并很快接到湖北美术出版社的信息：他们不但接纳这本书，而且要在2020年教师节前让书在新华书店铺开。

　　刘秀品：2020年9月初，我们还没看到样书，《华西坝的钟声》公开出版的消息首先在凤凰网推出，接着新华网、人民网、教育网等多家权威网站都陆续跟进报道;现代教育导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对该书进行全面介绍;9月14日，北京晚报在“五色土”栏目开始摘编连载;10月中旬，上海新民周刊用一个页码，刊载推荐评论;2020年12月2日，光明日报发表《真诚为医师立传》的文章;12月中旬，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学习强国平台全文收录了《真诚为医师立传》一文。现代教育导报发一个版的介绍文章，北京晚报连载部分内容，新民周刊发文推介，光明日报发表评论，中宣部“学习强国”平台收录。这样的“待遇”，在我56年的写作生涯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是“大丰收”。

　　黄北平：时间老人以从容不迫的步伐向前迈进。2021年初夏，当新冠肺炎在全球肆虐时，我与刘大哥商量，能不能再联手创作一本新书，内容就是讲讲我从医过程中的故事，宣传普及牙齿保健和治疗的知识。

　　刘秀品：口腔小世界，人生大舞台，黄北平从医40年，天天与病人打交道，遇到的患者形形色色，经历的故事千奇百怪，将那些奇怪的人和有趣的事记录下来，用浪漫的文学去展现干燥的医学，让严谨的医学变得妙趣横生，通过故事反映人性的复杂多姿，反映社会的文明进步，很不错的主题啊。目标定了，用什么作书名呢?想来想去，我提出就用《齿生有缘》四个字。牙科医生为牙病患者服务，因治牙病与患者结缘;牙病患者寻医上门，因牙病与牙科医生结缘。黄北平从医几十年与众多牙病患者平等相待、真诚沟通、医患互信，“有缘千里来相会”。由绵绵不绝的医患缘而演生出师生缘、同学缘、朋友缘，缘缘相投，缘情体物，为和谐静好的中国大地添加一片苍翠的绿叶。

　　黄北平： 再次联袂创作《齿生有缘》。这对我而言，得将几十年从医生涯进行细致的梳理和总结;这对刘大哥而言，要由一个牙科医学的门外汉，去探索一个专业知识极强的新领域，挑战性可想而知。为了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们用半年的时间，读了《只有医生知道》《白衣天使》《医道》等20多部医学科普作品，做了10余万字的读书笔记。经过一夏一秋的准备，2021年冬，我们开始创作第一稿，用半年的时间，吭呲瘪肚拿出了一个只有10多万字符的初稿。

　　刘秀品：这个写作速度对我而言，简直是老牛拉慢车——我曾用同样的时间，写出过一部70万字符的书稿。一方面是写作速度太慢，另一方面写出的东西“四不像”，既没有可读性，也缺乏科学性，怎么办?逼黄院长啊。逼他继续讲故事，逼他亲自进行文字书写。我有一点自知之明——医学知识来不得半点的马虎，错一字而谬千里。他这个专家不亲自动手写怎么行?靠别人不行，靠我也是靠不住的。黄北平有一个特点，用我的评价，他是“完美主义者”，做事追求好上加好，与他合作写书，每一本都是“磨”出来的，有的段落前后改写不下十次。有时写好的文字，他觉得不满意，说不要就不要，一刀儿就给砍了，记得被砍得最长的一段多达1万余字。砍了再改，再改了不满意再砍，再砍了再重改，就这样砍砍改改，改改砍砍，不到公开出版，总有需要砍、需要改的地方。《齿生有缘》由于涉及高深的医学知识，我参与写这本书确实是瘦驴拉硬屎，所以，黄北平那“磨”的水平也就得到了更加超常的发挥。

　　黄北平：我们一起磨了七八遍，觉得比较成形了，才印了几十本征求意见稿，请文学界的朋友横挑鼻子竖挑眼。有的文友表示，他是用一天一夜的时间读完全稿的。还有一个文友，在我们的征求意见稿没有印出时，为了“先睹为快”，竟自己将几百页的电子版打印成册，在上面批注了几百条意见。根据文友反馈回来的信息，我们修改后又印了几十本征求意见稿，专门送给书中涉及到的人，请他们批评。

　　刘秀品：事实再一次证明，黄北平能“磨”，故事中涉及到的人也同样能“磨”。我们递上的征求意见稿，收到批评意见达几百条，小到一个名词的使用，大到对一个人、一个事件的描述和评价，一点都不客气。凡是故事主人翁提出的批评建议，我们照单全收。老实说，经过黄北平前几年的“磨”，我已经被“磨疲”了，算是很“耐磨”啦，可面对那些特殊的“磨刀石”，我还是被磨得精疲力竭、鼻歪嘴斜。如果没有黄北平的坚守，这本书我再怎么磨也是磨不出来的。有好多次，我都坚持不住，准备丢盔弃甲了。面对无法逾越的写作困境，我得出一条比刺刀见红还惨痛的教训：写作一定要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对自己不熟悉的东西，硬要鸡蛋碰石头，很可能头破血流。只不过有一个信念在支撑着我：好文章是磨出来的。磨就是“精加工”，就是淬火锤炼，剑越磨越亮，文章越磨越精。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能有一些人甘愿免费当“磨刀石”，那是多大的福分!

　　黄北平：或许是“磨工出细活”吧。刘大哥磨一遍，我咬着牙再磨一遍，我写他磨，他写我也磨，磨过来磨过去，磨了整整十遍。拿出初稿只用了几个月时间，而磨却用了两年多。到2024年仲夏，终于磨出了30余万字的《齿生有缘》，交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作为上架书，于2024年11月公开出版发行。评价《齿生有缘》既是一部生动的文学作品，也是一部严谨的科普作品。全书医学知识浅显易懂，语言幽默通俗，是一本温暖生命、温暖人心，温暖社会的书。各种报刊对《齿生有缘》发表评论几十篇，北京晚报于2024年年底，共34期，连载了书中最精彩的故事。《齿生有缘》公开出版发行时，我从事牙科医学四十年，刘大哥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年，这是命运巧合还是天作之合?

　　刘秀品：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一生真正有用的十年并没有几个。这十年，黄院长从53岁走到63 岁，是风华正茂的十年；我从71岁走到81岁，是老气横秋的十年。弹指一挥间，十年过去了，十年易过，十年难过，易过难过十年过。我经常想，这十年，如果不与黄北平联手文学创作，我会干些什么?也许会学会打麻将，也许会学会钓鱼，也许会学会卡拉ok或嘣嚓嚓，也许会……但若干的也许，都不会有与黄北平联手10年搞文学创作更有意义。此生有缘，与黄院长有缘，与命运有缘，与上天有缘，与时代有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