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享雍长篇小说《小镇法官》《小镇灯塔》研讨会在京举行

5月28日上午，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四川省作协创研室、达州市委宣传部、渠县县委县政府主办，四川文艺出版社、达州市文联、达州市文学艺术院、渠县县委宣传部协办的“贺享雍长篇小说《小镇法官》《小镇灯塔》研讨会”在京举行。

中国作协书记处原书记、《人民文学》原主编施战军，四川省作协党组副书记鲁娟，四川省作协副秘书长、创研室主任杨献平，四川文艺出版社党总支书记冯静，四川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吴坤，四川文艺出版社重点作品编辑室主任、《小镇法官》责任编辑罗月婷，达州市文学艺术院院长张安强，达州市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邹清平，渠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新闻出版局局长李国芳，渠县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徐励权，渠县文联副主席石秀容，渠县宕渠文学院副院长戴连渠，以及梁鸿鹰、张志强、李林荣、曹霞、师力斌、刘艳、王国平、丛治辰、虞金星、宗永平、刘诗宇等十余位专家学者，围绕贺享雍的两部长篇小说力作《小镇法官》《小镇灯塔》展开深度研讨。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程绍武主持

中国作协书记处原书记、《人民文学》原主编施战军在讲话中指出，贺享雍是一位以乡村基层、县镇为创作抓手，真正能把身子俯下去，发现生活，系统性创作的作家。他的乡村小说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基层治理、大学生村官、生态、产业转型、乡村空心化等等，可以说都被捕捉住了。而且最新的这两部作品，代表了一种趋势，即山乡巨变的题材，开始向人的现代化进行追索。《小镇法官》是面向基层治理的，尤其是法治教育，刻画了以金海燕庭长为代表的基层法律工作者群像，写出了中国特色。《小镇灯塔》探勘了现在乡村社会对于文化的接受程度，对国民素质进行了重新的考察。贺享雍在他的小说里写出了人的成长、乡村的成长、时代的成长。

四川省作协党组副书记鲁娟在讲话中表示，贺享雍的作品始终立足于达州乡村大地，以深邃观察鲜活笔触和深厚的人文关怀和文学创作信心，记录时代变迁，刻画百姓生活，传递精神力量。《小镇灯塔》《小镇法官》延续了他一贯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以基层法治实践为切入口，将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和法治中国等宏大命题融入生动的小镇叙事之中，两部作品既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干部和司法工作者扎根乡土、服务人民的担当，也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复杂途径与人性的光辉。《小镇灯塔》《小镇法官》塑造的不同人物，不仅是鲜活的文学形象，更折射出作家对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时代思考。他们是乡村振兴的文学注脚，是法治中国的微观镜像，更是新时代乡土文学创作的又一收获。

渠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新闻出版局局长李国芳在致辞中说，贺享雍是四川继周克芹之后最具实力的乡土作家之一，是渠县文学的一棵长青树，他创作了“乡村志”“时代三部曲”系列长篇小说共30部，中短篇小说集4部，散文随笔集3部，纪实文学4部，作品曾获巴金文学奖、王森杯文学奖、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等。特别是2024年以来，在脑出血中风治疗还没有完全康复情况下，仍然坚持文学创作，完成近十部长篇小说的大纲，并计划写完“小镇系列”长篇小说，今天研讨的《小镇法官》《小镇灯塔》就是其中的两部。贺享雍以乡土情怀书写时代篇章，把文学创作当作对抗病痛的良药，把对文学的热爱融入骨子里，这份执着精神可亲可敬，可圈可点。

在专题研讨环节，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文艺报》原总编辑梁鸿鹰评价《小镇灯塔》，他说，这部作品不单涉及到返乡青年的精神追求，还把家族记忆的文化传承放在小说中，范家家族四代人都和书籍有关系，是百年以来的文化传承。小说以主人公开办书店和书本的沉浮，反映了商业选择、商业逻辑和文化重建之间强烈的矛盾，写出了商业逻辑对乡土文化的冲击，以及商业逻辑对于人的影响，以至于乡村青年在物质诱惑下迷失自我，书店逐渐失去立足之地。这部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在整个时代的前进当中，我们的精神重建、文化价值如何体现。

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创作教研室原主任张志强认为，《小镇法官》反映了乡村中国的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的现代化，还应该包括法治现代化。小说以一个基层法庭作为切入点，反映了中国特色的乡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法治和人情之间的冲突，小镇法官如何在规则和情理、法律和人情之间，坚持法律的公平正义。从塑造人物的角度看，法庭的五个人物每个性格都特别鲜明，都有血有肉。尤其傅小马作为法庭的编外人员，这个人物具有非常典型性。这部小说的价值超出了乡村法治题材的范畴，写出了人性，写出了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普遍意义。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李林荣认为，《小镇灯塔》是一部深接地气之作。作品的主题与近些年全国上下大力推进书香社会建设的政策实践紧密契合，是一部反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现实的切题之作。同时，从作品内在的文学创作技巧来讲，它又是非常传统、非常老派的。在文学创作前沿和文学生活全局态势都日趋多元化的当下，能够坚守传统老派的小说创作方法和风格追求，这是非常可贵的。另外，《小镇灯塔》里范氏四代人开办书店的初心，从起头的根儿上就不是为了单纯的发财盈利，相反，倒是自始至终一直自觉主动地抱定了奉献自我、造福桑梓的满腔孤勇。从这个意义上讲，《小镇灯塔》里范家四代人矢志不渝办书店的理念抱负和形式坚守，既是极其传统的，又是极其现代和当代的。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曹霞肯定了贺享雍对塑造人物、情节、情感有他一以贯之鲜活、生动的很接地气的技巧。《小镇法官》通过女主人公金海燕的经历和工作的不断变动，县乡中国的空间变迁路径被呈现出来，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生动的轰轰烈烈的城镇化建设的记录。同时，小说通过一桩桩具体的案件，写出了乡村办案的情与法之变。以前涉及该题材，作家习惯从当事人的角度来写，贺享雍则换了一个角度。在他看来当事人不易，可是法官更不易，作为基层法官更难。他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法官的工作，书写法官在今天所处的复杂的境地。

北京文学期刊中心主任、《北京文学》执行主编师力斌重点围绕当下现实生活中的书店运营情况，展开谈《小说灯塔》的阅读感受。他认为贺享雍在这本书中提供了一个平台，书写了不同的人在书店里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对书店的感情、对书店的想象各不相同，尤其是范戈和金珏两个人自始至终对书店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可以说，这部作品是“堂吉诃德”式的作品，贺享雍以作家的情怀，给书店加了一个历史框架，包括曾祖父、祖父等几代人一直在开书店，增加了历史感。虽然纸质阅读在当下遭遇了危机，但是作者用一部长篇小说提出，中国社会尤其是基层百姓到底需不需要书店，书店应该怎么开，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所以这篇小说提供我们很多思考。

《文学评论》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刘艳指出，《小镇法官》具有双重的文化传承的价值与意义，既继承赓续着柳青式文学书写的传统、古典章回小说和史传传奇文学传统，也传承赓续着贺享雍自己的文学经验、创作传统，继续表现出贺享雍在反映乡村生活与新乡土中国方面用功甚深，且不断地做着新的叙事探索。贺享雍取材小镇法官，书写小镇法官的故事，这是当代文学领域作家对法官题材所做的新的开拓，也是新时代乡村书写题材领域里所做的新的拓展。《小镇法官》尊重习俗，尊重乡村日常伦理体系、乡村文化传统，因地制宜的做出对乡民与乡村社会而言最为合理的处理方式，让本是冷冰冰的现代法治、现代法治工作变得充满着中国心理、中国情感和中国的烟火气与人情人心温度。

《光明日报》文艺评论版主编王国平认为，贺享雍在《小镇灯塔》中，把镇上的生活、生存的生态进行了一个集中反映。小镇上的书店是物理空间，也是精神空间、文化空间，这部作品通过家族的故事，构建了书店这个空间，书写了几代书店人生存的状态和生存的困境。小说中的书店名字就叫灯塔，被赋予了非常多的意义，也能看出来贺享雍对于文化的诉求。另外，这部作品对现实的观察与审视是出色的，书中的小镇生活看起来比较简单化，没有严密的逻辑，但是可能这种生活本身就是我们此时此刻的生活，没有那么复杂、严丝密缝的逻辑链条，但是这就是真实的一种状态，这个捕捉的很到位。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研究员丛治辰认为，《小镇法官》是最近读的小说里面非常好的一部。贺享雍通过镇一级的法庭写出了乡土社会的复杂性，也写出了乡土中国和现代法治社会对撞当中产生很难一言而蔽之的情状。小说塑造的人物非常饱满、立体，并且笔法精微。贺享雍写出了乡土中国最基层法官的情况，写出了基层工作的复杂、基层生活的复杂，所以他们的法治工作就变得非常复杂。小说结尾，对于人民满意法官的讨论，小镇法官金海燕反思说，真的人民满意吗，打官司一定有输赢怎么会人人都满意，这是基层工作的困难，所以这种复杂性小说也写出来了，非常的漂亮。

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主任编辑、综合室主任虞金星认为，《小镇灯塔》抓了一个很有时代价值的主题，试图通过福镇青年范戈和他上三代人守护阅读理想的跌宕命运，揭示乡村文化生态的断裂和重建，揭示物质和精神在市场经济和城市化浪潮里交织的矛盾。作者试图通过书店让福镇成为观察乡土文明现代转型的文学典型。同时，由于它的书写显得过于理想化，支撑书里面人物的精神主干是千百年来一直有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路子，所以灯塔书店和万紫千红大世界在小说里面塑造的对立就显得过于简单。

《十月》副主编宗永平从一个编辑的角度谈到《小说灯塔》可读性很强，强调叙述者的视角和生活是平视的，叙述者按照生活的事实逻辑进行推进，符合生活逻辑，对基层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非常了解，所以叙述的转换、事件的转换、事件细节的表达都非常生活化，非常到位。如果把长篇小说的结构比喻成扎花篮，《小镇灯塔》这个篮子扎得非常好，有很多好的故事、鲜活的人物、精彩的生活细节，以及乡镇文化、乡村文化，还有关于现在文化形式的传播形式的思考，都被放到了这个花篮里。

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刘诗宇认为，《小镇法官》让他看到了一种关于描述新时代生活或者关于描述乡村振兴、新时代乡村社会的一种可能——现在描写这些生活题材的作品，可以向轻喜剧去学习。《小镇法官》里边，小镇法庭的主角团队共五个人，都明确交代了他们的背景各不相同，这个相当于为轻喜剧的形式搭建出一个很好的基础，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状态、不同人际关系，加上小说中涉及的案件多数是由鸡毛蒜皮引发的矛盾，很难写出沉重的感觉，莫不如用轻喜剧的方式，把一个一个案件“演”下去。将这类题材改编成轻喜剧，可能是当下文学创作应该关注的一种方向：它可以有时代感、文学性，同时也有消费性、治愈性。

期间，四川与会嘉宾代表也在研讨会上进行了发言，作为《小镇法官》《小镇灯塔》的出版社领导，四川文艺出版社党总支书记冯静高度评价几位专家的发言。她认为贺享雍的作品接地气、有温度，像是从土地里面长出来的，他扎根乡土，用细腻的笔触真实地描写了当代的农民以及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也有评论家将他称为“中国的赵树理”，我们也非常荣幸能够得到贺享雍的信任和认可。

罗月婷则以《小镇法官》责任编辑的身份谈到《小镇法官》如何从初稿到成书的过程，贺享雍多次修改，对各方面的意见吸收得很快，做了一些比较颠覆性的改动，比如，从一般案件的讲述转变到了加重对于法律工作者的描写，进行调整以后，就有了从表面到更深层的变化。

达州市文学艺术院院长张安强认为，近年来达州在文化文学这块持续给力，以政策活水精心培育文学生态，建成了巴山文学院、达州文学馆、达州文艺之家，宕渠文学院等文学阵地。贺享雍是巴山作家群的杰出代表，他也是巴山文学院的名誉院长，他始终秉持扎根乡土、关照现实的创作初心，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文学功底为乡土文学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渠县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徐励权谈到，贺享雍在创作中始终秉承为时代立传、为乡村写史、为农民发言的宗旨，他用手中的笔书写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40年农村的历史，描写他记忆间的朴实乡村，书写新时代向往的富美乡村，他的笔尖流淌的是贺家湾的小河美丽，还有对乡村振兴的全部希望和真切寄语。

研讨会尾声，《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程绍武在总结中提到，贺享雍是一位创作成绩比较突出的，接地气、又有生活的作家。《小镇法官》首发于《中国作家》文学版2024年第10期，这部作品入选了四川省作家协会的重点扶持项目。它将镜头对准基层司法系统，以小镇法庭的日常运作作为切入点，为读者展开了一幅基层司法工作的生动画卷，呈现出小镇法官在传统观念和现代法律冲突中的艰难抉择，刻画了基层法律工作者的智慧与坚守。《小镇灯塔》是以有志青年返乡创业作为主线，塑造了一系列感人至深、复杂鲜活的人物形象，将个人理想与时代感召相结合，将文化力量与道德追求相结合，为作品灌注了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伟力。今天这个研讨会就是为了进一步发现、挖掘这两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同时也对两部作品进行推广和宣传。

作者贺享雍在研讨会上表达了对各级领导、与会专家的感谢，并分享了创作心得。他坦言，今天在座的评论家专家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正是因为有了老师们、领导们的鼓励，听到实实在在的真知灼见，才能够坚持下来并取得今天的成绩。他还提到，去年4月份因为脑溢血，导致目前身子不灵活，创作受到了影响，欣慰的是《小镇法官》出版后，在基层反响非常好。今天的会议，对今后的创作会有很大的帮助，作为一个作家心存感激。

会后部分参会人员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