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华，四川省作协会员、四川省散文学会会员，大竹县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大竹县科普作协副主席，出版散文集《趟过月亮河的梦》。

巴山作家群优秀代表贺享雍的长篇小说《小镇法官》以中国基层治理和司法实践为背景，通过几位小镇法官的日常工作与生活，展现了法治理想与乡村现实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在这部作品中，“小”与“大”形成了一组富有张力的对比：法官职位虽“小”，却承载着关乎百姓生活之“大”；案件看似“小”，却折射出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村的“大”问题；个人命运虽“小”，却与国家法治进程的“大”叙事紧密相连。这种“小大之辩”不仅构成了小说的叙事结构，更体现了作家对基层法治生态的深刻思考。

职位之“小”与责任之“大”：法官角色的双重维度

小镇法官身处中国司法体系的最基层，其职位在官僚层级中无疑是“小”的。他们办公条件艰苦，常常要开车下乡办案，送法律文书到偏远的村民家中。为了找到当事人，只能挨家挨户打听，其间还可能遭遇狗咬，甚至面对当事人的冷遇。这种“小”不仅体现在物理空间上，更表现在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上——小镇法官往往需要“一人多岗”，既是审判员，又是调解员，有时还要充当普法宣传员。

然而，正是这些看似“小”的法官，却肩负着维护基层社会公平正义的“大”责任。小说通过办理一系列民事案件展现了这种责任之“大”：一桩离婚案件背后是妇女权益的保护；一起土地纠纷可能关系到几代人的生计；一次赡养纠纷调解牵涉到传统孝道的现代转型。在小镇这个熟人社会里，法官的每一个判决都可能产生涟漪效应，影响整个社区的法治观念。作者通过这种“小职位”与“大责任”的对比，彰显了基层法官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关键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法官并非高高在上的法律适用机器，而是深深扎根于乡村社会的“知情人”。他们了解当地风俗习惯，通晓人情世故，使得小镇法官能够在法律条文与世俗观念之间架起桥梁。在乡村，小镇法官在老百姓的眼里，却是“大”官。职位虽“小”，却因这种独特的中间人位置而具有了不可替代的“大”价值。

案件之“小”与意义之“大”：基层司法的微观政治学

《小镇法官》中描写的案件大多看似“小”——家庭婚姻矛盾、抚恤金纠纷、拆迁风波等，与城市法院审理的大案要案形成鲜明对比。但正是这些“小案件”，却蕴含着“大意义”。作家通过精细的叙事，展现了这些“小案件”如何成为观察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窗口。

在小说描绘的拆迁纠纷情节里，表面上看，各方争执的焦点似乎只是补偿款多少问题。然而深入剖析便会发现，其背后折射出诸多深层次的社会变革：拆迁政策改变了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促使村民重新审视自身权益；农民权益意识的觉醒，让他们不再被动接受安排，而是积极为自己争取合理利益。在抚恤金纠纷案里，沈玉清因丈夫王家旺工地安全事故死后获得的抚恤金与公婆、小叔子产生争执，处理过程中暴露出乡村干部调解方式与法官断案逻辑的显著差异，本质上是传统习俗与法治社会的激烈碰撞。金海燕秉持的法治精神值得赞赏，她强调：“不论是司法调解还是司法判决，终究要以其不偏不倚的公正性与合法性来谋求法律的权威。”作为法官，她始终将 “讲政治、顾大局、保稳定”牢记于心，而非机械地搬用法律条文，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离婚案件，按金海燕的归类：一是出轨型；二是自我中心型；三是年轻冲动型；四是水土不服型。这些案件折射出农村女性经济独立性增强、婚姻观念现代化、性别权力关系重构等重大问题，贺享雍敏锐地捕捉到，在转型期的中国农村，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冲突” 恰恰是社会矛盾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作家还讲述了一件因性生活不行问题提出离婚的案件，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妇女思想的进步，也是贺享雍小说创作细节的大胆突破。

小说还揭示了基层司法中“小案件”处理对于法治信仰培育的“大作用”。在小镇这样的熟人社会，一次公正的判决胜过十次抽象的法律宣传。当老百姓通过亲身经历感受到法律能够切实保障他们的权益时，对法治的信任便会潜移默化地建立起来。从这个角度看，小镇法官每天处理的“小案件”，实际上是在为中国基层治理的法治大厦奠定基石。

个人之“小”与时代之“大”：法官生涯的历史维度

《小镇法官》不仅是一部关于法官生涯的小说，更是一部关于人的小说。作者通过主人公金海燕的法官生涯，展现了个体之“小”与时代之“大”的辩证关系。金海燕高考失利后，机缘巧合考进乡镇司法队伍，因一次演讲获第一名，因此被县法院看中并选调，从此，踏上审判工作历程，在时光磨砺中逐步成长为经验丰富的小镇法官，还获得“人民满意法官”“优秀基层法庭”等荣誉。她的人生轨迹，恰好与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时期重叠。

在个人层面，小镇法官面临着职业发展的“小”困境——晋升空间有限，待遇不高，社会认同度低。小说生动描写了主人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当法律精英在城市法庭处理 “大案要案” 时，基层法官的工作却被视为 “琐碎”；法律条文规定的程序正义，常常要让位于乡村社会的实质正义需求。这种个人职业境遇的“小”，与法治国家建设的 “大” 目标形成了鲜明对比。

然而，正是无数这样“小”人物的坚守，构成了中国法治进程的坚实基础。小说通过主人公的视角，展现了基层法官如何在日常工作中推动法治进步：也许只是让一位老农明白打官司要提供证据，也许只是帮助一位村妇认识到家庭暴力不是 “家务事”，这些微小的进步汇聚起来，便是公民法律意识提升的“大”变化。贺享雍通过这种“小大之辩”，向所有在基层坚守的法治工作者致以文学性的敬意。

“小”叙事中的“大”关怀：文学视角下的法治思考

《小镇法官》的文学价值不仅在于题材的新颖性，更在于其通过“小”叙事展现“大”关怀的艺术手法。贺享雍没有采用宏大叙事来展现法治主题，而是选择离县城五十多公里的嵇镇这一微观场域，通过日常化的叙事，让读者感受到法治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生活实践。

小说中充满了生动的细节描写：“屋子中间摆着一张猪肝色的长条形桌子，桌子上面的大肚敞口陶瓷花瓶里插着一把鲜花，桌子两边有几把人造革面的椅子。墙壁上挂着几块玻璃镜框，镜框里的红纸上分别写着《审判员职责》《书记员职责》等”；“金海燕听到这里，突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她觉得自己审理了这么多离婚案件，这是一桩最奇葩的案件。两个当事人坐在一边低垂着头一声不吭，好像跟自己毫无关系一般。而两位老妇人喋喋不休，争相诉说，说的却又尽是些鸡毛蒜皮、与案件审理没多大关系的事”；“金海燕耐着性子说：大娘，法庭不光要讲理，更要讲法！我这样判决，是有法律依据的。”……这些“小”细节构成了一个真实可感的司法世界。正是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看到了法律条文如何转化为具体行动，法治理念如何与乡土智慧对话，司法权威如何在人情网络中建立。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作者避免了简单的道德说教，而是通过法官办理的一个个民事案件，展现了法治实践的多元面向和人物形象的立体塑造。小说中的法官不是完美的英雄，当事人也不是非黑即白的符号，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合理诉求与生存逻辑。这种文学处理使得法治主题不再是干瘪的教条，而成为有血有肉的生命体验。

小大之辩的当代启示

贺享雍的《小镇法官》通过“小”与“大”的辩证叙事，为我们理解中国基层治理提供了宝贵的文学样本。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这部小说提醒我们：法治建设不仅需要顶层设计的“大”智慧，也需要基层实践的“小”创新；不仅需要庄严法庭上的“大”案件，也需要田间地头的“小” 纠纷化解；不仅需要法学精英的“大”理论，也需要小镇法官的“小”经验。

“小”与“大”的辩证法最终指向了一个深刻的命题：真正的法治进步，必须关注那些最普通百姓的最日常诉求。正如小说所展示的，当小镇法官认真对待每一位当事人的 “小”案件时，他实际上是在参与构建一个更“大”的公平正义的社会图景。在这个意义上，《小镇法官》不仅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更是一面映照中国法治进程的镜子，值得我们反复品读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