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华美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四川省电影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文学专委会副主任，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学术顾问，达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公开出版《人体美学探幽》《叩问意义之门——生命美学论纲》《沉默的呐喊——贺享雍小说研究》等专著，曾在《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艺术报》等发表论文130余篇。

十年前贺享雍推出的长篇系列小说《乡土志》，还局限于“贺家湾”的乡村叙事，而他近年又来到三江交汇的“福镇”，创作了以《小镇灯塔》《小镇法官》等为代表的“小镇文学”系列小说。贺享雍由乡村到小镇，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乡村是一段古老传统的记忆，那么小镇就是现代生活的雏形，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汇和碰撞。

如果说，乡村是一幅自然山水的画卷，那么小镇就是社会人伦的缩影，自然与社会在这里交融和较量。

如果说，乡村是一曲天籁清亮的歌谣，那么小镇就是人声鼎沸的混响，天籁与人声在这里交响和杂糅。

可见，这个融合了乡村文明与都市文化的小镇，是一点也不“小”呢。笔者仅在贺享雍的《小镇灯塔》里，就看出了其中蕴含的“大”世界、“大”视野和“大”手笔。小说以有志青年范戈返乡创业作为主线，围绕开办“灯塔书店”这个事件，塑造了一系列感人至深、复杂鲜活的人物形象，如文化老板范戈、蓉漂青年金珏，还有满腹经纶的老教授，渴望读书的打工仔，改邪归正的赌博女，长怀愧疚的藏书人，他们身份不同、经历各异，但拥有一个共同的称谓——“书痴”，他们在对阅读与文化的坚守中，点亮了内心的微光，还照亮了中国城乡的未来……

作者将个人理想与时代使命相结合，将文化力量与道德追求相结合，为作品灌注了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伟力，用对精神和道德回归的真切呼唤，深度展现阅读人生、书香社会的深层价值内涵：书籍犹如灯塔——点亮乡村文明之光，于此彰显出作品深厚而丰润的美学意蕴。

一、主题蕴含的悲剧意识

小说的主人公范戈是一位在外地创业颇有成就的企业家，当他决定在家乡福镇开办一个书店时，这已经意味着他个人事业悲剧的开始，因为彼时的中国社会已经全面进入经济建设时期，考核地方政府的指标是GDP，考量个人成功的标准是存款额，各级新华书店日益门可罗雀，为了维持生存，经营者绞尽脑汁，八十年代的读书热一去不返。

更何况福镇是一个县城下面的小镇，镇上党政主要领导感兴趣的根本就不是这个不能带来政绩的书店，虽然他们都知道“人类不光需要吃的、穿的、玩的等物质财富，还要有精神财富。”尽管书店开在号称“财富一条街”上，对面又是镇上最豪华的“万紫千红大世界”，按范戈的想法“书店开在这里是‘查漏补缺’，不但是给这条街，也是给整个小镇增添了一抹精神文明之光。”但是，理想虽高大丰满，而现实却瘦骨嶙峋。尽管两位主人公范戈公胸怀大志，金珏励精图治，但是书店也难逃倒闭的命运。虽然在小说的结尾，在地方政府积极支持下，已经“说服了好几位从小镇走出去的企业家，共同捐资来办这家书店！”但是，根据既往的经验和未来的情形看，这除了是一个“文化装饰”外，还真能“能重放‘人文蔚起、文风鼎盛’的文明之光……”吗？作者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省略号，谁又能担保它不重蹈覆辙呢？

的确，当今人们阅读的方式已不限于“坐拥书城，手不释卷”了，何况这又是一个“网购经济”的时代，而主人公固执于要办一个实体性质的书店。我们当然不能指责人们的文化理想，但别忘了与时俱进是任何成功者的不二法宝。

二、人物形象的崇高意义

诚然，从小镇到省城，商海打拼多年的范戈真的不知道，这是一笔折本的生意吗？非也，他又真的愿意长期拆东墙补西墙吗？不是。那么，他这样做，乃至后来小镇党政又接着做，特别是范戈和金珏在经营书店过程中饱尝的酸甜苦辣，又是为了啥？这一连串的疑问背后，必定有一种精神力量支撑着这些有志于阅读事业的人在砥砺前行。

除了地方党政履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职责，践行传承文明和文化兴镇的使命外，这是他们的本职工作。然而对于范戈而言，小而言之，是开辟乡镇文化市场，拓展公司业务，增加经营效益；大而言之，传承家族的文化传统，延续祖上的文化经济，光大范家的文化荣耀。他的曾祖父百年前就开创了小镇最早的“华轩印书铺”，他的爷爷在四十年代首开铅印业务，出资印刷了民国年间编纂的县志，他父亲用一生的积蓄买下了供销社准备处理的废旧图书。今天，当他在福镇招商引资会上谈出在家乡镇上开一个书店，而引起与会者的惊异和不解时，小说写道：“他觉得这个决定是和曾祖父、爷爷、父亲共同做出的。想到这里，他攥起拳头，沉默但是非常坚定地说：‘曾祖父、爷爷、爸，为了你们，我也一定要在福镇开一家书店，一定！’”他的动机其实早就超越了经济考量，而成为文化精神的象征。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范式一家四代人，书籍象征的文化情怀，还有同样嗜书为命的金珏姑娘、伍浩青年，以及幡然醒悟的明玉大姐等，尽管他们身在社会底层，更需要物质生活的保障，但是依然在他们身上彰显出崇尚文化的崇高精神。

三、时代呼唤的超越意向  

毋庸讳言，我们和小说人物一样生活在一个看重物质的平庸时代，而小说所体现出来的“明其道而不计其功”的坚定执着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义无反顾，已经超越了主人公的职业范畴和时代特色，他们形象之所以折射出“崇高意义”，正是这个时代呼唤的超越意向。

不客气地说，范戈赶上了一个能彰显才能的好时代，成就了这样一位事业有成的老板。如果以他开办书店的前后为两个时段的话，前一段是产业发展的经济时期，后一段是事业追求的文化时期。作家设计了一个与范戈相反的角色，即万紫千红大世界李老板的儿子“飞哥”，这是一个典型的吃喝嫖赌“富二代”，面对他的死缠烂打，“金珏彻底看出来了，这个小镇首富的公子是个彻头彻尾的外强中干的草包”。而和他形成鲜明对照的范戈，尽管是“在商言商”，尽管身处市场经济，“阅读越来越被泛娱乐化和快餐化的信息获取方式取代”；但是他没有与世沉浮，更是深知阅读的重要性，“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应该是一个人的阅读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发育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再一次印证了一个颠扑不破真理：任何一个时代，仅有经济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超越经济的文化追求。

的确，作为芸芸众生的我们，是很难超越一个时代的，而一旦衣食无忧或脱贫致富后，还能像“土豪们”和“富二代”那样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吗？小说主人公范戈的意义就在于，仅有经济效益和家学渊源是不够的，还应该有“诗和远方”的自由境界。

笔者一口气读完了《小镇灯塔》，掩卷沉思。在敬佩作家勇毅的文化担当、高尚的审美情怀和精妙的艺术构思之余，也不妨发表一点浅见，或曰偏颇的“批评”意见：那就是，这部小说在整体立意上好像有“主题先行”的嫌疑，在表现时代上似乎有“思想优先”的可能，在塑造人物上也许有“标签指代”的瑕疵，在安排情节上是有些“纯属巧合”的痕迹。当然，这些并不影响小说的价值，正如主人公范戈在接受县电视台采访时说的那样：

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觉得我们都像坐在一条船上，行驶在汪洋大海之中。灯塔的光虽然微弱，却很温暖，指引着正确航向。在这个时代，我们书店起的作用可能很小，但希望它发出的微弱火苗，能点亮整个城市的文化之光！

其实它照亮的不仅是城市，还有城镇，因为特别是作为连接乡村和城市之纽带的小镇，不仅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中，而且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将发挥出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