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波，《当代文坛》编辑部主任、副编审。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媒体发表文章，有多篇被转载。曾获马识途文学奖、“啄木鸟杯”年度推优、四川省年度精品文艺奖励、巴蜀文艺奖、四川期刊优秀编辑、川观文学奖等荣誉。

十多年前刚来《当代文坛》上班的时候，鄢然老师说起贺享雍在写一本庞大的书，计划写10卷本，我当时心里还在想作家有这么能写吗，十卷本，现在去看，不但写完了十卷本的《乡村志》，后面还有《时代三部曲》，现在又出版了小镇风情系列，首先向贺老师致敬。

我的发言有三个关键词，土地痴迷、晚郁风格和民间思维模式。

先说土地痴迷

贺享雍的写作根植于土地，写乡土，写乡土的各种问题，是典型的批判现实主义，而且这是作家的唯一选题，几十年深耕于此，并没有明显的题材转向，一次次在这个问题上深入发掘。贺享雍围绕着土地有两大展开脉络，一条是关于痴迷土地的书写，循着饥饿主题展开，解决温饱问题是所有人的奋斗目标，而土地刚好能提供支持；另外一条是写对土地的疏离，体现为土地荒芜的书写，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消费文化兴起，肚子不再饥饿，人心开始不古，道德问题接踵而至，土地贫瘠蔓延至精神的贫瘠。小镇系列写的其实是人们对土地的疏离，土地就是乡村的伦理，当人们的关注点不在土地上的时候，乡土伦理也发生了剧变，这是属于经济社会的另一套准则。随着土地的撂荒，传统的乡土社会面临瓦解，作家借范戈回乡的感受来写这样的一种变化，在那些曾经长满庄稼的土地上，建起了一座座高楼，开起了各式各样的娱乐场所。在消费文化中、在娱乐嬉戏中将传统消磨殆尽。

小镇风情系列主题依然是写乡土，因为小镇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住在这里的人几乎都是刚摆脱土地的农民，还是那个对红绿灯都没有耐性等待的群体。而作家在揭露了这一系列问题后，试图寻找一条出路，重建乡土的灵光，重建乡土的伦理，寻找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路径，具体而言《小镇灯塔》就是依托阅读这一行为，灯塔其实就是书籍。《小镇法官》关注乡村社会的法治建设，书写现代文明的体系化、制度化，这些都是在为重建乡土的伦理秩序，也是让人们重新回到土地上去而做的努力。

第二，晚郁风格

小镇系列体现出鲜明的“晚郁风格”。“晚郁风格”，是指作家在创作晚期形成的沉郁、内敛、深沉的美学特征。这种风格既是对生命与历史的深刻反思，也是对艺术表达的高度凝练。晚郁风格与作家的晚年思维有关，具体而言，呈现出两个极端状态，或者说是一种矛盾的心态，一面是极端的现实主义，一面是极端的理想化，作家将读书提高到乡村振兴的精神食粮，民族复兴的有力武器这样的高度。但将这样的事业放在一个小镇上来让其实现，虽然这是一个有着耕读传统的地方，但是在当下语境中其难度可想而知。

说晚年思维还有一个表征，那就是作家的历史意识，贺享雍很少写历史，而《灯塔》中却写到黄老伯这样一个人物，他对自己年轻时候的行为深表忏悔，将笔触指向那段谁也不愿意提及的历史，而那个年代对书籍和知识的不尊重是否给当下的文化风气埋下了隐患呢？这样的思考其实是很有力道的。再者，有时候叙述者都无法做出价值评判的选择。一方面是写讲座时候年轻人似乎还保留一份读书热情，但是黄老伯的书进了纸厂的化浆池子又有一层书籍消亡的隐喻，叙述者矛盾的心理也可见一斑。晚郁风格在技法呈现上也很具体，批判的力道更深、更隐秘，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更加游刃有余，比如招商引资的天马行空、灯塔书店支起了麻将桌，学者讲座时候领导出席的是地产项目的开业仪式、齐教授的讲学附带着条件、女性受到侵害时正常的解决途径无能为力，等等，都是在寥寥几语中饱含着作家的立场。

第三，民间思维模式

这是晚郁风格的延续，但也是作家一贯的写作追求，即作家的写作中带有一种民间野性思维的意味。贺享雍对待乡村传统，包括乡村文化的态度是比较暧昧的，和一般的启蒙思维不完全一致，在《乡村志》中，对那些乡土神秘文化，如算命、风水、祈神等并没有完全否定，而是归结为乡村的传统文化和智慧。在小镇系列中同样如此，《小镇法官》中的法制与宗族制的交锋也是这种美学思想的交锋。法官老焦在审案时总要备两套茶具，紫砂壶泡给村支书，搪瓷缸留给上访户。这个充满象征意味的细节，恰是基层司法生态的缩影。百姓朴素的认知和现代文明规范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何本玉对金海燕的判案有不同的意见，民众的认知与法官判罚之间明显不一样，存在法理与情理的冲突。宗族长老的烟杆与国徽徽章同处一室其实就是这种冲突的隐喻。《小镇灯塔》写到媛媛被侵犯，面对恶人无计可施的时候，采取了以暴制暴的处理方式。小说在一场十分成功的普及性读书讲座中结束，王明玉戒赌，迷途知返，最后成为作家，等等这些描写，都是一种理想化的描写。尤其是小说最后还不忘加上一个光明的尾巴，说灯塔书店又会重新开业，这其实也是一种民间思维，美好愿景的祈盼。

但另一方面作家又是极端现实的。虽然年轻学生们的读书热情似乎又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但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书店关门是必然的，究竟能不能开起来，又会持续多久，谁还会读书，仍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书店的开与关其实也是现实与理想的游弋，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贺享雍实现了东方化文学的可能，营造一种东方美学，这得益于对中国古典叙事美学的继承和对巴蜀美学的赓续。《小镇灯塔》使用了很多传统的写法，才子佳人（共同的兴趣一起开了书店，经营一份理想化的事业）、孤胆英雄（媛媛被侵犯，面对恶人无计可施的时候，采取了以暴制暴的处理方式）、迷途知返（王明玉戒赌，成为作家）。

贺享雍的创作扎根于对土地的痴迷，他以农民的视角书写乡土，展现了深厚的土地情怀。他继承了巴蜀乡土文学的传统，以志书式的实录方式书写乡村变迁，既延续了乡土文学的血脉，又在叙事规模和深度上实现了超越。他的批判现实主义手法炉火纯青，尤其在描写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及其变化时，能够直击社会痛点，展现农民的命运与挣扎。在现实之外，他巧妙运用多种叙事手法，融入历史意识和现代化叙事手段，使作品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品位。从《乡村志》的黄土悲歌到《小镇系列》的微光守望，在城镇化浪潮中拓印出中国乡土文明的裂变图谱，他的文字始终锚定着农耕文明最后的精神根系。作家用晚郁笔触在现实与理想间架设桥梁，期待“耕读传家”的古训再度回响明显是一种理想化书写，但是在部分人心中埋下了希望的种子，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虽是一抹微光，也足够照亮未来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