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源，教授，文学评论家、散文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曾在《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发表各类文章近700篇。散文作品曾获全国散文一等奖、四川省报纸副刊一等奖、《四川日报》文学奖等；文艺评论文章曾获全国文艺评论奖、巴蜀文艺奖、四川省文艺评论奖等，出版学术专著三部。

对于乡土的书写，既是中国文学重要的审美范式之一，又是四川文学一直葆有的优秀传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便有李劼人、沙汀、艾芜、林如稷等著名作家在乡土小说创作领域异军突起，这些作家，或以现实主义的白描手法、幽默笔调，或以现实主义的流浪方式、写实艺术，力显出四川乡土小说的艺术魅力和价值，堪称现代中国一道独特的文学风景。

自进入当代文学以来，则有着更多作家涉足这一题材领域的小说创作，尤以周克芹、傅恒、李一清、阿来、贺享雍、罗伟章等为典型代表。这其中，贺享雍不仅是四川当代小说界的名流，更是一位在当代乡土题材小说创作领域有突出贡献的实力派作家，他于2020年出版的十卷本《乡村志》，便是不可多得的优秀之作。这部长达数百万字的长篇小说，以川东北的何家湾为聚焦对象，着力于描绘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乡村生活的巨大变化，表现出较为鲜明的问题意识，如农村的土地关系与流转、乡村的政治选举与民主进程、农民群体的医疗健康、农民的法律观念与环境意识等，在作者看来，这些不仅是当代农村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也一直成为阻扰当代乡村社会健康发展的不利因素，如果不对之进行卓有成效的解决，势必将会对乡土社会的文明进程带来严重影响。这部小说正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层表述，既揭示了当下乡村现实存在的诸多矛盾纠葛，又展示出作家对乡土文明的真诚守望，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当代乡村志，具有独特的思想蕴含和审美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小镇灯塔》便是对这一优秀传统与审美范式的延续和深化，同时又表现出不同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这部小说主要以范戈这个典型人物为中心，讲述了这位文化青年在故乡福镇开办书店的一段曲折经历，深层寄寓了这个有着远大志向的文化青年，抑或是作家本人对当代村镇真诚而美好的期许：借开办一间书店的形式，以唤起人们对书的阅读、对知识的热爱、对真理的追求，进而彻底改变乡土社会精神世界极度贫乏的现状。

作为省城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头儿的范戈，应邀出席在故乡福镇举行的乡友创业座谈会，其实就是参与故乡建设的招商会或投资会。在会上，范戈抛出了自己的投资计划——在福镇开办一家书店，在范戈看来，如今的福镇建设已然展示出它的初具规模和一定的繁荣程度，有着一个当代小镇不凡的气度和神韵，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也有大幅度的提升，但人们的日常生活却表现得十分寡味和无趣，不是聚在一起打通宵麻将，就是一个劲儿地吃喝玩乐，或者是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凸显出在精神生活方面的严重匮乏。意图改变这一社会现状，最好的举措是开办一家书店，通过对书的细细阅读和渐趋热爱，以丰富人们的内心生活与精神世界，更何况福镇还一直享有“人文蔚起、文风鼎盛”的优良传统和赞誉。由是可见，在范戈的深度认知里，书店不仅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形象、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乃至整个人类世界的精神灯塔，正是有了这种灯塔的照耀和引领，人类才能够逐步摆脱野蛮和无知，迈向文化的广阔天地和文明的崇高境界。这不仅仅证明了范戈是一名有着思想睿智和独立见解的有志青年，也道出了作为一个文化人的肺腑之言和美好而真诚的期许。

然而，范戈的这一真诚期许和美好祝愿，在现实生活中却遭逢了一系列波折和坎坷。在这次座谈会上，首先发言的是在山西做矿产生意的黄总，承诺将以五十亿的投资来回报家乡对自己的抚育之恩，接着是在海口做房地产生意的曹总、在浙江做现代农业科技的吴总、在广州做新材料的汪总等人的发言，这些人动辄拿出几十个亿的资金，投入福镇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引发了会场上一浪高过一浪的热烈掌声。待到范戈说出了自己的投资计划——在福镇开办一家书店，“不但看见镇上头头脑脑脸上的表情突然像木偶似的僵硬起来，就是先前发言的黄总、曹总、吴总、汪总和还没有发言的其他老总，都像听错了一样瞪大眼睛盯着他。”令范戈备受冷遇和嘲讽。尽管如此，范戈仍然不管不顾地在福镇创办了第一家书店，并取名为“春之光”，意即书籍如春光一样沐浴人的精神。令范戈没有想到的是，自书店创办以来，便陷入了一系列困境，先是侄女杨媛媛禁不住喧嚣世界的引诱，选择默然离开，接着又发生张学安持刀闯入书店的恶性事件，不仅使书店的形象严重受损，而且还惹上一场小小的官司。即便是范戈的红颜知己金珏来到书店，尽管想尽了各种办法，也同样遭遇了福镇李公子的骚扰和在经营上难以为继的困境，最终不得不关闭书店，神情落寞地回到省城。

范戈之所以要开这家书店，一是因为他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力图用开书店的形式来丰富人们的闲余生活和精神世界，以改变福镇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和经济发展的弊端；二是深受家族文化传统的影响，自祖辈起范家就成为福镇的书香世家，这是范戈引以为豪的关键所在。为此，这部小说通过大量的笔墨，细腻描写了主人公对祖辈父辈所历经的往事的追忆和缅怀，再现了一幅幅随时代变化的历史图景。在这样的历史图景中，既有祖辈们为了达成求学和印制书籍的愿望，宁愿付出一切的场景描绘，又有父辈们为了保护祖辈留下的这些弥足珍贵的书籍，与逆历史潮流而行的落后势力展开针锋相对的较量，从而导致自我性命丧失的细节刻画，也有孙辈们为了继承祖辈父辈的遗志，全然沉浸于浩瀚书海的细致描写，更有小镇人为了重建“人文蔚起、文风鼎盛”的人文精神，默默付出巨大努力的深度表达。在这一幅幅历史场景和一个个历史细节的描写中，不仅成功塑造了一个新时代的文化青年形象，而且饱含着作者的情愫、内心、思想，也更是对小镇精神形象和灵魂姿仪的有力彰显。在作家看来，这曾经是小小福镇，或者说众多中国乡镇之所以具有社会发展力量的深层缘由。

从另一种角度看，范戈在故乡福镇开的这家书店，也并非一点成效都没有，它至少影响了两个人的命运和人生，一个是年轻人伍浩，一个是中年妇女王明玉。前者本是一个四处打工的打工仔，但通过自身的勤奋努力，特别是在书店一段时间的居住，和通过对大量书籍的阅读，考上了省城一所著名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重回福镇担任镇长助理，由此开始了这个青年的另类人生；后者则通过书的浸润和滋养，成为全省的一位知名作家，出版了自传体小说《赌王与新生》。这两个人的命运之所以改变，无不是受到了书店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欲意衡量一部小说的价值，既可以从思想意蕴的表达方面进行审视，也可以从艺术特质显现方面予以考量，这无疑是两个重要的评价维度。与同类题材的小说相比较，这部小说最为突出的特点，或者说最大的优势，在于它传递出了深度意义的思想蕴含。它以川东北一个普通小镇的社会发展为主要观照对象，通过对一名文化青年在故乡开书店的亲身经历，真实描绘了这家书店由辛苦草创到陷入经营困境再到最后不得不歇业的整个过程，不仅表达出在偏僻小镇开展用知识武装人的大脑、用书香浸润人的心灵世界的极其不易，同时预示着在新时代背景下的乡土文明建设，仍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正是因为如此，才能充分凸显书籍或知识对于人类世界的特殊意义和重要价值，这部小说之所以把书店象征为精神灯塔，旨在于对乡镇这种基层社会展开更具力度和深度的文化建设，这是当代乡土社会真正欠缺的根本所在。也再度确证，作者是一个密切关注现实社会和有着深层问题意识的当代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