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林，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副会长。出版学术专（译）著9部，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主编各类学术丛书、教材多种，主持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多项，曾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

坦率地讲，在读贺享雍的小说之前，我是先从别的阅读中了解贺享雍的。这种了解还不可谓不深。比如，我知道贺享雍始终秉持“为时代立传、为乡村写史、为农民发言”的文学信念，创作了多部以乡土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从反映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三农问题的《苍凉后土》，到构建“贺家湾”文学场域的史诗性十卷本系列长篇《乡村志》，再到以新时代精准扶贫为主题的《时代三部曲》，可以说，贺享雍以现实主义的笔触雕刻乡村记忆，构筑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清明上河图式的农村图景”。近年来，又举意创作“小镇风情”六部曲，书写新时代的新乡土、新人生，今天我们讨论的《小镇灯塔》《小镇法官》，只是其中的两部。

我是在有了这些初步的印象之后，在2023年10月，收到贺享雍寄来的新作《小镇灯塔》的。当时特别兴奋，很快浏览一遍，觉得有意思，马上交给一位学生，请其阅读后写篇书评。不久，7000字左右的书评写好了，本想发给贺享雍看看，是否把他的小说写歪了，却恰逢他生病住院，这篇书评就躺到电脑里了。一躺就躺到现在。两周前，应省作协的邀请，参加此次研讨会，又把这部长篇读了一遍，又有了新的收获。最突出的印象是：贺享雍不简单，敢于直面现实，瞄准当下，深入乡镇和世道人心，写问题小说，表现出贺享雍式的清醒和深刻，其批判锋芒和人文理想，延续了五四新文学和80年代新启蒙的传统，体现出有良知的严肃的，对中国乡土和家乡故土一往情深的底层作家所特有的担当和责任。在此，我向贺享雍深表敬意，同时，就这部长篇谈谈看法。

《小镇灯塔》以文学的方式，在虚构的世界中，为我们提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大问题。福镇土生土长的范戈三代人，开一个书店的梦想，一而再，再而三，惨遭破灭。而这三代人正生活在中国现代化这一百年发展最快的半个多世纪。现代化的飞速发展，本身就是“知识就是力量”推动的结果。悖论的是，这个结果似乎与中国乡镇的现代化无关。这就意味着，中国乡镇的现代化，在这半个多世纪是被迫卷入的，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拖进去的。它要赢得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补上“知识”这一课，否则，就象《小镇灯塔》的主人公范戈所隐约发现的，“小镇的变犹如一条巨龙，前半身有了很大变化，后半身不但没变，一些地方甚至还退化了一大截”。

这个“发现”是惊人的，但这个“发现”不只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这正是《小镇灯塔》艺术上的高明之处。范戈的曾祖父范华轩，在自己的时代发现了这个问题。他生于1896年。这一年恰好被认为是中国从“古代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之年。受时代风潮的感召和个人的敏悟，他率先在福镇开起“华轩印书铺”。随后两年间，各种印书铺遍布三街九巷，小镇常年书香袅袅，大有商业繁荣与炽热文风比翼齐飞之势。小说对此着墨不多，却寓意不浅：福镇当初走向“现代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文蔚起，文风鼎盛”，是需要现代文明这座“灯塔”的。

范戈的爷爷和父亲在自己的时代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先后接过父辈的接力棒，克服困难，前赴后继，开办书店。但或毁于民族战的日机轰炸，或遭遇十年内乱的文化浩劫，或逢开发热潮被野蛮拆迁，总之，小镇唯一的书店倒下了。范戈本人同样在自己的时代发现了这个问题，未曾想到畸形的经济发展方式和政绩观，让他遭遇了与祖辈父辈一样的结局。三代人、三段历史、三种时局，寓意了三种社会形态、三种生活情景下，中国乡镇在同一个问题上，即在书籍的阅读、知识的学习、文化的传承、文明的培育上，停滞不前，沉疴不起，病入膏肓。既然现代化是奠定在现代知识和文明的基础之上的，那么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乡村的现代化，特别是乡村振兴，就困难重重。乡土中国这条巨龙的腾飞，就会遭到这个“后半身”不遂的牵制，而举翅维艰。所以，《小镇灯塔》看似讲述三代人开办书店不成的小事，反映出的却是乡村现代化的大问题。可谓题材小，主题大，问题深，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当代性。

范戈久经商场，城里致富，回乡开个小书店，造福桑梓，却遇滑铁卢。通常意义上，这算不上什么大事儿，但在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遭遇几乎整个乡镇的集体“谋杀”后，《小镇灯塔》却引出当下中国乡镇现代化中的另一个根本性问题：“乡镇人”的普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问题。这里的“乡镇人”也包括实际影响乡镇走向的父母官。这些父母官急功近利，眼睛死盯短期利益，大搞经济开发区，塑起招财神兽大貔貅，片面招商引资。闻讯而来的各路财神，深知父母官们的“软肋”，用尽心思，挖出一个又一个的坑。父母官们却不顾一切往里跳，明知上当，却偏偏上当。与此相反，对范戈这样寄望将来，承续文化之根的小投资大回报，书记、镇长连眼都瞧不上。书店开业、齐教授演讲签名售书，书记、镇长都答应到场致辞，最后都因故推诿，刻意回避，让一身官僚习气的代光信代为出场，真是莫大的讽刺。书记、镇长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后面是价值观的极度扭曲。而这一极度扭曲的价值观，营造了小镇三万众生的生存环境，造就了靠拆迁“点石成金”，当上村长的“小镇首富李鸿才”，也连带滋生了“飞哥”“龙哥”这样横行乡里、肆无忌惮的小镇“浪荡子”，以及王明玉这样赌博成瘾的麻将客。再加上享乐成风，乡镇社会笼罩在一点点细微破碎的阴影之下。当这些细微破碎的阴影，逐渐汇集起来，向“灯塔书店”无形逼压过来的时候，它们就以“恶势力”的面目，以“软刀子”的方式，反过来，联合“谋杀”了“灯塔书店”。正是在这里，小说塑造了恩格斯意义上的“典型环境”——福镇社会，深刻揭示了范戈“书店梦”破灭的必然性，触及乡镇中国和时代的某些本质，显示出现实主义在今天依然具有的强大的生命力。

媛媛追求“花花世界”，本无可厚非。这个“花花世界”在小说中所寓意的其实是都市般的现代生活，只不过被“福镇社会”做了扭曲性的理解。如果今天的乡镇社会能够经过现代文明的浸润和转换，能够为媛媛们提供满足她们欲求的现代文明生活方式，她们就不会轻易在行为或精神上“出走”，更不会被迫无奈跳河自杀，演出人生悲剧。相反，她们会从城市中归来。同样是书店的店员，从省城“春之光”书店来到福镇“灯塔书店”的金钰，就是生动的例子。小说在这里，实际上触及又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乡镇空心化的真正原因。背井离乡，抛妻别子，外出谋生，对于安土重迁，爱屋及乌，习惯于“熟人社会”的中国乡民，除了物质贫困的原因以外，《小镇灯塔》这部小说形象地告诉我们，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精神的渴求得不到正常的满足。这就更需要“灯塔书店”了。

但事实是，“灯塔书店”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结局——关门歇业。它就犹如以前由“华轩印书铺”而来的“敬文书屋”，再由“敬文书屋”而来的“新华书店”一样，不管是国有还是私营，在现实中实在是办不下去了，中国乡镇还没有为它准备好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这样的惨痛现实，不仅小说的读者难以接受，就连小说的叙述者也接受不了，于是就设计了一个光明的“尾声”所引出的“省略号”的“后来”。这显然是为了“政治正确”的一条不得已而为之的“叙事策略”，也显示出老作家贺享雍的成熟和练达。在这个省略号的“后来”中，嗜书如命，立志通过苦读改变命运，又受到“灯塔书店”支持和接济的贫苦工人伍浩，多年以后，终于如愿以偿，咸鱼翻身，当上镇长助理，打算重振书店旧业，实现范戈几代人的夙愿，把福镇变成“琅嬛福地”。这个“省略号”的“后来”，显然是叙述者把无法实现的现实梦，搬进到理想的梦境当中去实现，虽然“政治正确”了，但从叙述学的角度，由于前后反差太大，纠正太晚，带来的是文本的不可靠叙述：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价值立场在此出现裂隙，反而加剧了小说的反讽效果。

小说的结尾和任何叙述文本的结尾一样，都是一个“伦理诉求”和“立场归结”。但这个伦理诉求和立场归结实际上能否实现，并不是“结尾”本身的一厢情愿，而是最终取决于整个叙述文本话语权力的分布以及相互之间的争夺。好在《小镇灯塔》还是为此埋下一些伏笔。比如原来的店员，赌博成性，惨遭血光之祸的王明玉，受到灯塔书店事迹的感召，反思过往，吸取教训，痛改前非，转而热爱读书，在小说的“尾声”中，写出《赌王与新生》一书，“献给曾经的灯塔书店”。再比如，文革中恩将仇报，向红卫兵告密，导致范戈爷爷获罪致死的红小兵小将黄正凯，此时已逾古稀之年，仍然抱着忏悔之心，不仅专程看望灯塔书店的主人，而且临终将毕生所藏的几千册书，捐给新生的书店，尽管后来被女儿女婿作为废纸卖掉，其悔过之意，终被消解，但如此等等的这样一些叙述努力，多少为福镇“一定能重放‘人文蔚起、文风鼎盛’的文明之光”的小说结语，提供了一些佐证和一定的信心。

由于强烈的问题意识驱动，《小镇灯塔》叙述节奏较快，很少停下来作场景和人物心理的描述，更不事先做大篇幅的背景铺垫。它不是以细节的饱满和文本的结实取胜，而是以其对乡镇社会无与伦比的稔熟，以及对人情世故、世道人心的敏锐洞察，在变与不变、物质与精神、现实与历史、当下与未来的交替运演中，经由各种不期而遇的巧合，前后照应，展开故事的叙述。它是以其深厚的人文情怀、清醒的现实主义和冷峻的社会审思，剖开时代的某些症结，绘就当下乡镇的或一面影，从而触动读者的内心，有别于现代以来各个时期的乡土文学作品，铸就贺享雍式的“新乡土现实主义”。就此而言，《小镇灯塔》为“新乡土文学”贡献了新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