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概念的命名是由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卫聚贤在重庆主持抗战期间考古民间学术团体“说文社”，编辑《说文月刊》时于1941年首次提出来的，距今才83年，但作为中华文明史的巴蜀，其文化悠久灿烂，博大精深。

一、巴与蜀称谓及巴蜀文化

从文化地理学看，“巴”的空间范围比“蜀”广阔，不但包括长江三峡在内的川东鄂西地区，还北达陕南汉中，包有嘉陵江和汉水上游大部分地区，又南及黔涪，包有黔中和湘西地区，同夜郎文化交融。因此，“巴”这个名称包含有地域、族群、人种、国家、文化等多层次内涵，是一个复合型概念。

最早记载巴人事迹的古文献是《山海经》。《山海经·海内经》说：“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清江流域的廪君蛮姓巴，巴人始祖是后照。可见，巴人族群源脉可追溯至远古。

古巴人分为两支，一支是清江流域的廪君蛮，另一支是嘉陵江渠江流域的板楯蛮。传说廪君为巴人五姓之首，死后化为白虎。白虎是巴人的图腾。今天土家族就是从廪君蛮和板盾蛮来的，他们至今还保留着巴人这种习俗。巴人的中心活动区域是嘉陵江，古称渝水。巴人逐渐南迁，曾在宣汉罗家坝遗址、阆中、江州涪（涪陵）等地建都。

巴人曾帮助周武王伐纣，“歌舞以凌敌”。到汉初，巴人帮助汉高祖夺天下，立了大功。汉高祖刘邦减轻他们的赋税，每户每个男丁每年“岁出賨钱口四十”，出賨钱的人就被称为“賨人”。从此，巴人又称为賨人。

“蜀”主要指四川盆地。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人皇是远古时代传说中的神，传说人皇兄弟九人分长九州，各立城邑。其中一人建立了蜀国。今成都平原发现的宝墩古城，是川西地区最早和最大的古城，是人皇兄弟之一在公元前2550年建立的蜀国都城。

从文化语义学上看，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称,“巴”字象形为蛇。《山海经·海内南经》记有“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的故事，这条大蟒蛇吞掉一头大象，消化了三年才把它的骨头吐出来。

有关巴字的其他含义，现代学者有多种解释：

一是认为“巴”指山区的“坝”，巴、坝二字同音。

二是认为巴字来源于“巴贯”，指石板。

三是认为“巴”指阆水曲折三回如“巴”形。

四是认为“巴”字是我国南方壮傣语系民族中“鱼”的读音，“巴就是鱼，鱼就是巴”。

蜀，《说文》：“蜀，葵中蚕也。”从罒，即“网”；从勹，指“包裹”；从虫，指“活物”，意为用带孔眼的网罩包裹住活动物体。“蜀”字去掉“虫”以后仍然维持原有音义。四川得名为“蜀”是因盆地自有一番天地，具有若干进出口通道与外地交往，好像网内是一个独立空间，但仍然可以通过网眼看到外面世界。

另说“蜀”字体现了“眼睛崇拜”，因“蜀”字的“罒”有如“目”。三星堆遗址出土了许多与“眼睛”有关的文物，诸如凸目青铜面具、菱形青铜单体眼、大眼睛的青铜大立人像等。这是古蜀人独特的属于原始宗教范畴的“眼睛崇拜”。

可见，巴似“蛇”，蜀似“虫”，是古人对这方土地上的族群的拟物似命名，这与远古自然崇拜有关。所以，后来才有“在川一条虫，出川一条龙”之说。

“巴蜀”关系考：在战国以前的文献里，巴和蜀一直都是分开称呼的。在殷商甲骨文里有巴方（“方”为“国”意），在周原甲骨文（陕西岐山南麓的岐山县与扶风县一带古称周原）里有伐蜀的记载，当时蜀国是巢国（夏代之前形成的巢氏部落为有巢国，简称巢国）邻近的一小国，但甲骨文里没有巴蜀连称。直到战国时代，巴和蜀这两个区域才连称在一起，最早的记载是《战国策·秦策一》合称“巴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

“巴蜀”合称过程表明：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巴蜀已成为这一地域人类群体具有共同集体性格的文化。故《史记》《汉书》才把巴蜀与汉中、关中列为同风同俗的文化区域。“巴蜀由来古，殷周已见传。”这样一个文化共同体一直延续发展到现在，2000年多从未中断过。

二、巴与蜀特质及巴蜀精神

从经济基础看，蜀地以成都平原为中心，据《华阳国志·蜀志》:蜀地“山林泽海，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近年来宝墩遗址等考古研究证明，成都平原是我国早期稻作文明的产生地之一。

川东巴人则多位于河谷及丘陵地区，土地贫瘠，农业相对滞后，长期停留在刀耕火种的阶段，直到唐宋时期都是如此。蜀地的农业经济与巴地的渔猎经济显然是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式。

从上层建筑看，蜀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内陆农业文化，不仅有以大禹治水、李冰治水著称的农耕文明，而且有发育较早的工业和商业，是我国天然气开采、雕板印刷术、纸币等最早的起源地。正因为蜀地农业发达，是我国最早出现城市文明的地区之一。在三星堆、金沙文化时期，古蜀有比较发达的神权和礼乐制度。

巴族的姓是大姓，是一种部落组织。与蜀相比，巴还没有完备的“国家”机构。在制度文化中，其社会组织仍然呈现自然松散式状态，保留着较浓厚的氏族组织形式色彩。

从意识形态上看，巴族是一个沿水而居、以渔猎经济为主的民族，善于驾舟、习于佩剑。巴式青铜器中以青铜乐器虎钮錞于、编钟、钮等为主，体现了巴人天性劲勇、好战喜舞的民族性格。《华阳国志》记载:“其人勇敢能战”“郡与楚接，人多劲勇……有将帅才”。巴族自古以来具有崇力尚勇、淳朴憨直的民族性格。

巴蔓子将军的故事生动体现了巴人性格。蔓子为东周末期（约战国中期）的巴国将军。约公元前4世纪，巴国朐忍（今云阳一带）发生内乱，时巴国国力衰弱，国君受到叛乱势力胁迫，百姓被残害。巴国将军蔓子遂以许诺酬谢楚国三城为代价，借楚兵以平息内乱。事平，楚使索城，蔓子认为国家不可分裂，身为人臣不能私下割城。但不履行承诺是为无信，割掉国土是为不忠，蔓子告曰“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于是自刎，以授楚使。传说中的巴蔓子，既是忠勇爱国精神的化身，也是西南地区人民重义气、讲诚信，舍生取义的人格代表。

巴文化所体现出来的“忠勇信义”核心价值，于国家讲忠诚，于征战讲勇武，于社会讲信用，于朋友讲情义。其精神内核使这块土地诞生了“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 的“红军精神”，有如精神基因，一直滋养着这方土地。

与巴人的强悍相比，蜀人则显得更为精明。《华阳国志》称蜀人“尚滋味”“好辛香”“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华阳国志·巴志》说:“巴有将，蜀有相也。”这与汉代“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的说法一样。

巴与蜀在远古是两支各自起源与发展、性格相反相成的文化，经过长时期的历史发展，两支文化才互补交融。巴蜀文化在从古至今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多民族多地域文化的交汇与趋同、融合与升华，特别是经过秦灭巴蜀移民万户，汉末至三国蜀汉荆楚移民入蜀，两晋之交和隋唐之交北方移民入蜀，两宋之交大批外省人入蜀，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清王朝统一全国后向四川移民115万，抗日战争期间近2000万人转移到大西南，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南下干部到内地和三线建设者们到四川等数次大移民，巴蜀文化已是各地文化的大融合，既显示出巴蜀自然环境的广博接纳力、深刻整合力，又体现出巴蜀人文精神的异质同化性和多样包容性。如川剧的高腔、昆腔、胡琴、弹戏、灯戏“五腔共和”，川菜的“融会贯通，食古化今，集众家之长，成一家风格”等。

巴蜀文化一为“山文化”，一为“水文化”，正如《论语·雍也》所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方文化版图深刻体现了巴山蜀水、刚柔相济、阴阳互补、文武之道的和合精髓和辩证要义，她与中原、草原、海洋、吴越、齐鲁、荆楚等文化板块的单整性不同，具有强大的内生矛盾运动和对立统一禀赋。这在中华文明史上独具特色和魅力。

三、巴蜀文化对世界的贡献

四川与丝绸之路。四川蚕桑种植和织锦工艺历史悠久。养蚕种桑，相传为嫘祖发明。自古以来，崇州、绵阳、南充等为桑蚕盛产地。从三星堆青铜立人所穿丝绸锦衣，可推断这一时期蜀地养蚕制衣技艺已具相当格制。2012年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出土4部木制织机模型和14个纺织工匠彩绘俑，填补了我国纺织科技史空白。诸葛亮治蜀“决敌之资，惟仰锦耳”，足见养蚕织锦的经济实力。惟此，史称“锦缕专为蜀有”。成都是公认的世界织锦之都。

成都丝绸因气候潮湿不易长期保存，但在干燥之地却能上千年而色泽鲜艳。1995年，在新疆尼雅遗址出土东汉至魏晋时期绣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蜀锦护膊，不仅证明成都很早融入北方丝路，而且表明成都很早就把中华文化的思想传播到西域和海外。（“五星”指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东方”是中国古代星占术中特定的天穹位置，“中国”指黄河中下游的京畿地区及中原，是一个地理概念。“五星出东方”指五颗行星在一时期内同时出现于东方天空，即“五星连珠”或“五星聚会”现象；出现五星共见东方之天象，则于中国军国大事有利。）

据英国哈维《缅甸史》、霍尔《东南亚史》记载，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的丝绸从缅甸经印度到达阿富汗，远及欧洲，形成以“蜀身毒道”“牂牁道”“五尺道”“灵关道”“茶马古道”等为主干线的“南方丝绸之路”。《史记》多次提到“蜀布”等“蜀物”，就是蜀地生产的丝绸，由蜀人商贾长途贩运到印度出售，再转口贸易到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南朝时期，从长安到西域的传统商路因战乱受阻，改由从成都向北经吐谷浑至敦煌张掖以连接西域，形成丝绸之路“河南道”（甘南藏区联通川青道）。汉晋以降，青藏高原逐渐融入北方丝路，“唐蕃古道”逐渐形成，向南联通尼泊尔、印度。司马迁描述“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四川经关中到河套地区、蒙古高原，连接“草原丝绸之路”。由甘青地区经玉树至西藏，出喜马拉雅到印度，此为“高原丝绸之路”。汉代蜀地的丝绸、漆器、瓷器、茶叶、枸酱等行销广西等地，经合浦港到南亚诸国销往世界各地。“蜀葵”于十五世纪从中国输入欧洲，已绘入西方油画之父提香·韦切利奥的作品中。前蜀永陵“二十四伎乐”中的乐器如觱篥、羯鼓、铜钹、竖箜篌等来自南亚中亚。

四川与文化交流。唐宋时期，成都与扬州并称“扬一益二”，南北文化、东西文化、中外文化在这里交汇，孕育出儒释道融汇贯通、唐诗宋词高峰耸立、联通中外包容万千的文化生态。早在西晋，中国僧人通过川黔 “牂牁道”赴印度求法。唐宋时期，成都成为京师之外聚集外国人最多的城市之一。唐代玄奘经成都走向西域、南亚。无相禅师以新罗国王子之身入蜀求法，成为大慈寺开山祖师。宋代高僧兰溪道隆生于涪江郡，赴日本弘法，其名望堪比鉴真和尚。此时的成都成为全国雕版印刷中心之一，1023年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推动了全国货币的广泛流通，早于英镑纸币600年。史上第一部汉文佛教大藏经《开宝藏》历时13年雕版完工。后来，高丽使者据此复刻，是为《高丽藏》。

巴蜀的戏曲、音乐、绘画等艺术获得长足进步，形成了“自古诗人例到蜀”的巴蜀文化鼎盛局面。《全唐诗》记载，初唐四杰、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著名文人均入蜀；《全宋诗》记载，两宋时期入蜀就达300多人，这是巴蜀文化鼎盛的生动诠释。

四、传承发展巴蜀文化的路径选择

1.推动巴蜀文化与传承教育“化”起来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提及四川人的精神是“吃苦耐劳、机警善辩，有自恃自洽的精神”。四川人千百年来形成的这一人文精神，正是现时代需要继承和弘扬的精神基因。“开放包容、崇德尚实”是川人品格，“吃苦耐劳、敢为人先”是川人的品质，“达观友善、巴适安逸”是川人的品性。这种人文精神可以让外界更清晰认识川人的性格，扛起四川人的精神旗帜。应加强四川人文精神的传播，融入到干部群众的学习和生活之中。

2.推动巴蜀文化与群众生活“动”起来

巴蜀青铜礼器、乐器造型独特，巴蜀陶器、漆器工艺精湛。这些有形的符号传递着远古巴蜀的智慧和情感，而无形的神话传奇和李杜三苏等却深刻反映了历代巴蜀人的心灵世界和卓越历史，构成了巴蜀文化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知觉符号系统。应将巴蜀文化与当代文化生活结合，融入群众社区、校园、街道的文化生活之中，成为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切实推进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建设。

3.推动巴蜀文化与城乡发展“雅”起来

世界城市发展趋势是文化主题城市的兴起。四川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当以巴蜀文化思想价值和人文精神作为自己的城镇主题，以巴蜀文化符号标识和造型风格作为自己的城镇特色，坚持走城镇乡村文化差异化路子，突出巴蜀独有的“山”“水”特点。充分挖掘巴蜀文化内涵，凝练城市群各地城镇文化主题，促进城镇建设乡村振兴与历史文化的典雅结合、文雅相伴和雅致品位。

4.推动巴蜀文化与文物典籍“活”起来

应高度重视巴蜀文物的挖掘、发掘与整理、分类，推动博物馆、档案馆、历史馆的资源转化利用以及民间收藏的展览展示，加强古籍整理和研究，加强文博产品开发和创新。从文物中提取古人的思想、智慧、哲学、美学，将其作为精神滋养、文化养料，转化为大众教育、国学普及、历史知识、人文素养的现实资源，构建四川文化发展新动力。

5.推动巴蜀文化与文化创意“兴”起来

巴蜀文化精神与名人文化、红色文化、生态文化等经脉相通。文化产业应拓展资源配置空间，激活创意生产能量，为巴蜀文化的场景再现、历史体验、心灵感悟、认知深化，营造旅游休闲、演艺观赏、视听娱乐、阅读学习、虚拟成像、竞技游艺、美食消费等产品生产与服务环境，形成具有巴蜀文化内容与形式的文化创意产业体系。

6.推动巴蜀文化与艺术创作“融”起来

“武王伐纣，前歌后舞”，其舞风刚烈，音乐铿锵；巴蛇吞象、比翼齐飞，其神话壮阔、想象奇特。巴蜀这方土地将刚柔、实虚、丰约、动静、张弛等辩证艺术法展现得淋漓尽致。应以艺术创新精神探究和体现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神秘的地理文化趣味、飘逸的文化想象才情、超拔的人文精神情怀、内敛的叙述表达张力、敦厚的真善仁义风范的巴蜀美学精神，为丰富人民群众生活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

7.推动巴蜀文化与文旅走廊“通”起来

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抓手之一是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巴蜀文化资源就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建设“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关键在于“通”，融通历史、沟通文脉、打通节点、连通景区、畅通渠道、沟通合作，以现有世界级品牌为资源，打造成渝文旅融合城市群，增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吸引力和辐射力；以各地友好城市为节点，设立“一带一路”巴蜀驿站；以主题聚合为主，设计国内大循环旅游线路；以文化消费空间打造，满足城市多元化文化消费；以建设成渝大数据为依托，搭建文旅新经济智能化平台；以文旅新经济发展为动力，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

8.推动巴蜀文化与一带一路“连”起来

身处长江流域的广袤巴蜀地域，迫切需要跨区域、跨行业合作，携手共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国际黄金旅游带，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友好城市深度合作，加强巴蜀文化“走出去”，其文化姿态、文化形态、文化业态所经“一带一路”之处必将展现“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风雅颂和精气神，推动巴蜀文化在“民心相通”方面发挥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