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守望与未来前景

——以贺享雍《乡村志》为中心

选自贺仲明《当代乡土小说审美变迁研究（1949——2015）》

作者简介

    贺仲明，1966年生于湖南衡东，1985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199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曾任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教授。现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主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新文学学副会长、中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

已出版专著《中国心像——20世纪末作家文化心态考察》（2002）、《一种文学与一个阶层——中国新文学与农民关系研究》（2008）、《本土经验与民族精神》（2018）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优秀成果（人文社科类）二等奖、“王瑶学术奖”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和《读书》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

一、现实主义的当代命运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乡土小说中的出现，是从1930年代开始的。茅盾指出乡土文学作者应该进入农民的现实生活，写出他们“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并在“农村三部曲”中进行了典型示范。在茅盾的影响下，现实主义乡土小说创作开始发展，叶紫、吴组缃的《丰收》《樊家铺》开始以写实笔法书写现实乡村。

此后，赵树理和“十七年”乡土作家们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做了进一步的推动。赵树理的乡村“通俗故事”既表达了解放区农民的许多现实困境和愿望要求，也以生动的口语化形式走进了农民的阅读视野。“十七年”乡土文学则更是集体性地进入乡村现实，几乎是以合唱的形式展现了剧烈的乡村变革运动。

然而，正如“现实主义”这一概念内涵存在较多不稳定处，各个时期的现实主义书写也具有各自特点。如果说1930年代乡士小说的现实主义属于生活积累不够、观念色彩胜过生活气息的话，那么，“十七年”时期的现实主义就是图解政治的理念太强，压过了对生活的客观再现。作家们虽然大都具有丰富的生活基础。作品中的生活细节也真实饱满，但都因为缺乏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思精神而受到严重限制。

就总体而论，多年来的现实主义乡土小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缺陷。其一，过于切近现实，缺少作家的主体精神。它们往往抱有宣传现实政策的主观愿望，其主题就少有对问题的揭示，更缺少质疑和批评。这导致了它们往往只反映了现实生活的表层现象，却没揭示出真实、复杂的深层生活实质，主导思想上距离启蒙想比较遥远。其二，艺术上缺乏足够的创造性，缺乏对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作家们获得了描摹乡村生活细节上的成功，借鉴民间文学方法和方言口语也有其特色，但是，却缺乏对文学形式的改造和对现代艺术的吸纳，致使艺术表现不够丰富和深刻，存在浅显和雷同的缺陷。

正因为这样，进入1980年代后，随着文学界整体上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质疑与否定，乡土小说也集体性地逐渐远离现实主义。虽然有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路遥《平凡的世界》、贾平凹《浮躁》等作品获得了较高的成就和较大的声誉，但总的来说，在乡土小说领域，直接面对乡村现实、特别是有志于展现乡村现实大变革的作品越来越少，乡村书写呈现个人化和零散化的趋势。

1990年代后，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乡土作家与乡村现实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严重影响。随着乡村生活方式的转变，城乡之间生活和文化差距日渐缩小，特别是传统乡村伦理的迅速坍塌，乡村再难以让作家们产生生活的熟悉感和心灵的归宿感。在现实和情感层面，作家们与现实乡村都产生了严重疏离。与此同时，由于传统生产方式和民俗生活普遍退出乡村，更年轻的乡土作家们已经难有机会见识到传统的劳作和风习，他们即使有过乡村成长记忆，也难以拥有充分而典型的乡村生活体验。

在此背景下，反映现实乡村生活的作品更为萎缩。作家们的关注点集中在伦理文化变迁上，侧重于表现怀念过去和自我感伤，对现实乡村作家们则普遍持否定和拒绝的态度，很少有对现实乡村进行冷静展示和细致描绘的创作。如果将“乡土”的“乡”主要从现实层面解读，“土”从文化角度解读，那么，当前乡士文学基本只见“土”而不见“乡”了。

二、乡土的守望与创新

虽然乡土小说创作在整体上远离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还是有一些作家在顽强地坚持，特别是一些基层作家。四川作家贺享雍即为之一。贺享雍是真正的农民出身，依靠文学写作才离开农村，成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和作家。迄今为止，他已经创作了近70万字的作品，这些作品绝大多数都是以乡村现实生活为题材，以现实主义写实为创作方法。他近几年出版的系列长篇小说《乡村志》，集中地体现了他现实主义书写的个性特征：

其一，以问题为中心，挚切关注乡村现实。

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赵树理一样，贺享雍坚持在文学中书写乡村问题，是一位典型的问题小说家，《乡村志》则是一部典型的“乡村问题小说”。

《乡村志》一共10部。这些小说的人物和故事各自独立，都以一个叫贺家湾的西部乡村为背景，人物故事也相关联，集中展现1949年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乡村生活。在内容上，它们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就是都以问题为中心，或直接针砭当下乡村的现实矛盾，或结合乡村几十年的历史变迁，揭示和思考乡村社会的沉疴和困境。比如《土地之痒》关注农村土地关系和流转问题，《村医之家》展示长期困扰乡村大众的医疗健康问题，《民意是天》聚焦于乡村政治选举，《是是非非》《青天在上》则揭示了村民与乡村干部之间的矛盾，《人心不古》思考的是乡村法律和环境意识以及文化生活，《大城小城》则书写了乡村伦理的巨大变迁，等等。整体来看，《乡村志》几乎就是一部当下乡村现实的问题集成。这些问题都与当前乡村现实相关联，牵动着乡村人的日常生活，更与乡村的现实稳定和未来发展息息相关。

而且，《乡村志》揭示问题，并不以展示为最终目的，而是在努力寻求着问题的解决方法。作品中虽然有对现实的忧患和不满，却很少情绪化的愤激，而是更致力于冷静理性地客观展现问题的过程，思考问题产生的原因，探究解决问题的方法，其目的是改变乡村面貌，促进乡村的发展和变革。以当前乡土文学最集中书写的乡村伦理问题为例。《乡村志》也关注这方面的内容，如《人心不古》等多部小说都叙述了当前乡村农民成天打麻将度日、精神生活匮乏的现实，《大城小城》更集中揭示了乡村社会传统的亲情和邻里关系的严重变异。其中也有昔日乡村和现实的比较，但它们不是简单的好坏对照，而是被作为问题的背景和原因来思考。典型如《人心不古》，它细致地叙述了乡村打麻将风气形成的全过程，认为其原因在于生活方式改变所带来的文化单调和枯燥，并尝试借助恢复乡村传统的喜庆娱乐节目，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困惑乡村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

其二，细致而全面的现实乡村生活描画。

贺享雍曾经说过，他写《乡村志》，是希望“将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历史，用文学的方式形象地表现出来，使之成为共和国一部全景式、史诗性的乡土小说”。显然，他希望笔下的贺家湾成为一个如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县”或莫言“高密东北乡”那样广阔的文学乡村世界。事实上，《乡村志》以如此庞大的篇幅，全面而细致地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40余年的乡村生活变迁，既寓含有历史的嬗变印记，又丰富多元，确实是一幅当代乡村生活的“清明上河图”。

具体来说，它展示了乡村生活的多个层面，既有物质，也有精神。物质层面的典型是日常生活，也就是乡村生活的各种细节。这其中有各种乡村政治和经济事务，比如大小会议、农民纠纷调解等，也有传统的乡村劳动，乃至琐细的家庭生活，家长里短，事无巨细，几乎无所不包。在乡村，日常生活往往是与独特的地域色彩结合在一起的，《乡村志》正是如此，“涉及生产、饮食、居住、婚姻、丧葬、节庆、娱乐、礼仪、风水、传说等，上至人生礼仪、节日岁时、行为禁忌，下至人际往来、游戏娱乐”，全面而细致地展示了具有浓郁川东色彩的乡村生活风习。像乡村青年男女从说媒、相亲、定亲到最后婚礼的全过程，以及分家起灶、看风水、算命打卦，等等，都如风俗画一般呈现其中。

精神层面的典型体现者则是各式乡村人和复杂乡村关系。《乡村志》塑造了众多乡村人物形象，他们中有乡村干部、知识分子，也有医生和普通农民，虽然身份有别，但都不是观念的化身，而是渗透着乡村的泥士气息和露水滋味，凝结着典型的乡村文化性格，是乡村社会生态链条中的真实一分子。如热恋士地、勤劳忠厚的贺世龙，善良勤奋却命途坎坷的乡村医生贺万山，曾经有理想追求却被现实不断磨蚀、逐渐世故自私的贺端阳，以及象征着乡村灵异文化的贺凤山……莫不如此。而且，这些人物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有着亲眷、邻里、上下级等复杂关系，因此，人物之间的交往，也就构成了原生态的乡村社会关系——从政治、经济、伦理，到环境、土地，几乎无所不包。换言之，作品塑造这些人物，揭示这些人物关系，也就展示了乡村现实的政治、文化和心理等多重生态，对中国乡村社会做了一次深度的扫描和透视。

其三，质朴通俗的叙述方式。

现实主义乡土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遵照现实生活，以质朴的文学形式反映生活。《乡村志》就是如此。

这首先表现在其切实的人物形象和朴实的生活细节上。作品描述了多位农民及乡村干部，他们从外貌形象，到生活语言，包括思想行为，都普通日常，也都有着非常朴素平淡的人生轨迹。特别是在人物心理上，他们在现代与传统、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都高度吻合农民的身份和文化特点。可以说，这些人物都是真实农民的再现，与原生态的乡村浑然一体。与之相应，作品的生活细节也非常朴实，从最亲密的父子、夫妻，到普通的邻里交往，以及最日常的生活琐事，都遵循乡村生活原有的面目，简单得近于平静，朴实得几乎单调，但却是乡村生活的真实写照。

其次表现在故事化的小说结构。《乡村志》所有作品都是以故事作为中心构架，每一部作品都讲述一件事情或一个人的生活故事。其讲述方式尽管不完全一样，叙述的节奏也有变化，但都追求故事的生动、曲折和流畅，情节安排跌宕起伏、悬念曲折，读起来既直白浅显，与乡村生活、与农民的接受水准保持一致，又扣人心弦、悬念丛生，很能吸引读者。

最后是通俗化的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作品的叙述方式与故事化结构完全一致，特别是在多个地方有意识地借鉴中国传统话本小说的表达方式，比如“话说”“按下不表”等，来对故事发展进行转换，显示出对传统口传文学叙述方法的继承，也更加强了作品的通俗化故事效果。此外，作品在人物语言中广泛运用方言口语，包括那些不很符合文明规范的歇后语、口语等，散落于作品各处。它们幽默风趣，家长里短，虽然难免有不够简洁之处，但却真正与乡村生活自然融汇。作品的叙述语言不完全统一，而是存在叙述者身份上的差异。如《村医之家》，就完全以乡村医生贺万山的口语来进行叙述，《人心不古》则因为叙述者是退休中学教师，语言就略带书面气息。但是，它们都没有脱离朴素通俗的基本特性。这种叙述方式，既使作品洋溢着非常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也通俗易懂，能够为普通农民所理解和接受。

《乡村志》的创作特点，鲜明地指向乡土小说的现实主义方向。这既让我们想起1940年代的赵树理、1950年代的柳青和1980年代的路遥，又可以看到周立波《山乡巨变》、李准《李双双小传》、浩然《艳阳天》等作品的某些影子。可以说，尽管在创作精神、艺术探索等方面，贺享雍与上述作家之间也许并不完全一致，但在以写实方式书写乡村、展示乡村方面，《乡村志》确实是茅盾—赵树理—“十七年”现实主义乡土小说传统的回归。

三、现实主义与乡村现实

在当下的中国，贺享雍《乡村志》这种挚切关注现实乡村的作品确有着特别的价值。

这最首要的原因是源于乡村的现实状况。自1980年代改革开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又一次拥有了种植自己土地的权利，还获得了离开乡村生活的自由，这使农民们的物质生活有了迅速的改进，文化生活也发生了大的变化，但是，改革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包括留守儿童、老人赡养、医疗保障，以及家庭伦理淡漠、生态环境保护等。特别是快速城市化导致的乡村空心化、荒芜化问题，致使许多乡村面临崩溃。

乡村命运关系到农民的生存状况，而且还密切关联着更广泛的社会和大众。换言之，乡村现实的问题既是广大乡村的问题，也与中国社会整体的发展直接相关。改善乡村环境，振兴乡村发展，可以说是关系到改革全局、社会全局。正因如此，社会各界都非常重视现实乡村问题，乡村振兴也成为时代热点。作为以乡村为中心关注对象的乡土文学，将视野投入现实乡村问题和农民命运中，揭示和思考乡村的现实和文化困境，帮助促进乡村的振兴，应该是义不容辞的。

其次，也源于对当前文学社会责任意识的期待。社会责任意识是中国古代到现代文学的优秀传统和重要特色。在1980年代之前，文学确实是受到“社会”“集体”名义过分的禁锢，所以，人们对文学个人权利的争取具有充分的正当性，但是，最近一些年以来，一些作品完全弃置社会意识，回避和畏惧现实，将文学内涵局限在个人情感和欲望之内，将创作当作个人欲望和游戏的产物，也是对文学本质的片面化认知。这既会严重影响文学创作的思想高度和价值品质，也会进一步导致文学和社会的疏离。可以说，社会责任意识已经成为当前文学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贺享雍《乡村志》对乡村现实问题的热切关注，无疑是对时代要求的积极呼应，而他之所以拥有这种自觉，则是其社会责任意识的结果。《乡村志》能够切中乡村重要问题，细致真切地反映乡村生活，显示出作者对乡村的谙熟和深厚生活积累，这与贺享雍来自农村、在乡村生活多年有直接关系，但更是他对乡村发展和农民命运深切的关爱之情所致，是他社会使命感的内在体现。他这样表达过自己的乡村情感：“我很喜欢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尽管它很贫方。我对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沿革、风土民俗都了如指掌。我更热爱生活在这片士地上的父老乡亲。正因为热爱，我才替他们忧，替他们愁，替他们喜，替他们乐，词悉盛衰，呼吁变革。”他还明确自己文学创作的主旨是“为时代立传，为乡村写志，替农民发言”。所以，正如有批评家对贺享雍的评价，“农民和农村对于他就是生活的场所与创作的源泉，生命的体验与精神的归依”，贺享雍深厚的乡村情感，对农民和乡村命运的挚切关怀，是他真切把握到现实乡村问题症结所在的重要基础，也是他有勇气和热情来创作这些“问题小说”的思想前提。

更重要的是，贺享雍《乡村志》不是简单地做现实政策宣传，而是努力以独立的思考，为乡村决策者和关注者提供思想启迪。这使他走出了以往许多乡土小说作品的思想窠臼，具有了更高的突破价值。

从创作立场上看，其不是某种既有观念或政策的简单维护者和宣传者，而是有自己对乡村社会独立、深入的思考。具体来说，贺享雍不是简单站在某种立场上作为代言人，更不是借乡村变迁来倾诉个人情感，而是努力客观地展示乡村的现实状况，致力于独立思考和探索乡村发展问题。因此，他所持的是开放、多元和超越性的姿态，对乡村矛盾中的各种维度都力图进行客观展示、揭示，做到不袒护、无偏向。可以说，其姿态既是符合主流话语的，又有揭示问题的因素，同时还更加包含乡村自身立场，是多方面姿态的融合。作品超越了简单的政策宣讲和阐释，与之，既存在某些契合，又具有一定的张力关系。

比如对现实政治。作品对改革开放以来40余年乡村政治、生活和民智的书写，毫无疑问是肯定和积极的，作品展现了乡村生活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并表达了明确的褒扬和认同态度。但是，它又绝不是对现实简单的歌颂和迎合，也不盲目乐观，做轻松化处理，而是立足于乡村发展基础，对许多向题进行了反映和正面面对。

乡村民选是近年来乡村政治改革中的重要举措，对此，作者给予了总体上的肯定，也揭示了其中的问题。其典型是《民意是天》，作品完整叙述了贺端阳长达十余年的选举历程，期间他遭遇了乡村权力的欺凌、恶势力的威胁等多方面的挫折，最后他虽然当选了村主任，但似乎并不是真正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建立在与各种势力妥协的基础上。而且，结合其他几部作品来看，贺端阳上台后，也并没有真正有所作为，而是逐渐被环境所同化。通过贺端阳的选举故事和形象刻画，作品对乡村民选的理解不是简单化的赞美，而是有诸多的探究和思考。同样，对于乡村发展重要环节之一的政府管理部门，《乡村志》也多直面其问题所在。或者说，作品既充分展示了这些管理机构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它们是乡村发展的核心关键，但更指出其问题多多，症结重重。比如乡干部对乡村的隔膜，官僚主义和低效率作风，以及对老百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工作态度等，依然存在。至于在曾经的发展阶段，乡官与奸商勾结，以各种腐败形式侵吞农民土地和其他集体财产，更是让人触目惊心，也让人更加珍视目下全社会包括乡村努力根除腐败、让社会转向清明的社会风尚。

同样，对五四的启蒙传统，作品也是既有所继承又有所不一致。如《民意是天》《是是非非》对乡村选举中村民们的表现，特别是某些村民的颟顸狭隘，完全可以与文化批判和文化启蒙思想结合起来。特别是《青天在上》中，农民贺世忠从一个曾经的村干部沦落为一名老上访户，这其中既有乡政府不作为的因素，也有中国传统农民文化劣根性在起作用。特别是他在见到官员时的怯懦，求人办事时的低声下气，一旦不成即反目成仇的表现，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而且，作品对现代文明进入乡村，也持明确的理解和支持态度，即这对乡村振兴是有益的态度和价值取向。如《土地之痒》虽然肯定老一代农民的恋土感情，但也理性地认识到农民与土地关系分离的必然性，并表达了对现代思想观念进入乡村的期待。

然而，《乡村志》也有不少与启蒙文化不相一致的地方。典型如对乡村传统和乡村神秘文化的态度。作品也涉及了神秘文化，如算命、风水等，一些民俗描写中也包含不少在现代文明看来是落后和愚昧的细节。但其并没有简单否定，而是将之归结为乡村的传统文化或智慧，在基调上是认可的。缘何？正是因为它们在乡村传统伦理价值存续方面仍然有积极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乡村志》所取的是包容的、乡村人自己的视点，而非单纯的启蒙式视点及写作意图。在解决乡村问题过程中，当乡村风俗与执法方式存在冲突，甚至相对立的时候，作品也多从乡风民俗角度考虑，展示其无奈中的合理性。典型如《人心不古》中退休教师贺世普与村民之间的矛盾，他们分别代表的无疑是现代文明和乡村传统，虽然作品对贺世普有较多理解，但并没有完全将责任推给村民一方，而是含蓄地表示贺世普龙过于机械地遵照法律条文办事，没有充分考虑到乡村传统和民风习俗，也是他最终败退乡村的重要原因。

正因为这样，《乡村志》超出了以往乡土作品大多比较单一的文化和启蒙立场，而是更为复杂多元。甚至可以说，在现实政治、现代启蒙、乡村自身这三方面，很难说清楚作者究竟是站在哪一方，其往往是复杂的、交织着多方面的理性思辨和考虑，试图从更超越的视野来看待问题。正是这一点，赋予了作品许多深入而独到的认识，颇多具有新意、不同流俗之处。

比如对当前乡村伦理文化的变异，绝大多数乡土文学作家都持明确的否定姿态，并对往昔乡村表示赞美和追怀。但《乡村志》不一样，它所展示的昔日乡村伦理关系并不完美，而是同样受到当时现实的严重制约——在贫穷的巨大压力下，家庭亲情也受到很大伤害，伦理关系也被扭曲。也就是说，在作者看来，当前错误的金钱观和对物质利益过分追逐所导致的伦理变异固然让人担忧，但往昔的金钱匮乏和艰难的生存条件也并不一定就会保持伦理完美。所以，也许不应该简单地谴责金钱，而是应该思考如何正确地合理地对待金钱。再如，作品展示了贺家湾的数十年历史，也塑造了不同时期的各届村领导形象。由于时代语境密切联系着乡村社会的变化，有些人习惯于将这些乡村领导人物的品格与时代环境直接关联，将人物当作意识形态的代表符号来对待。但是《乡村志》不同，无论是对早年的村支书“老革命”郑锋，还是对改革时代的贺端阳，它都没有进行简单褒贬，而是尽可能地将人物从时代环境中剥离出来，着力于表现人性的复杂性，从而更客观地对人物进行描画。比较于很多对历史、对历史人物的简单化认识，《乡村志》的叙述和思考显然更为理性，也更客观真实，它能够让读者的视野超越当下，进入更深远的历史和更广阔的背景，从而产生对问题的更深刻认识。

四、现实主义如何创新

文学是美的艺术，文学评论也当然不可忽略文学性。事实上，近年来，学术界围绕着与贺享雍《乡村志》具有现实主义方法共同性的“十七年”乡土小说的文学性问题有所争议。在这个意义上说，对《乡村志》审美性的评价，既是针对作家作品本身，也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问题密切相关。

首先，《乡村志》是对写实乡土文学艺术魅力的再度彰显。对乡村生活美的展示是乡土文学的审美感染力之一。但是，自19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进行批判性反思以后，这种美学特征在乡土文学中很少得到精彩的呈现。《乡村志》以自己的表现证明了乡村写实艺术并没有过时。特别是作品对乡村劳作和民俗民生的展现，具有特别的审美和历史记录价值。因为随着乡村的调敝，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消亡，许多具有审美和文化意义的民俗都将很快消失。《乡村志》的追求无疑体现了审美和文化的自觉，也丰富了乡土文学的艺术性：“村庄除人以外，房屋、花草、树木、河流、田野、农具、牲畜等物以及各种自然景象也是其一分子，它们和人一道共同构成的关系和发出的声音，组成了村庄斑驳的色彩和嘈杂的喧哗，从而让一个村庄活了起来，丰盈了起来。”所以，尽管它包含的九部作品在艺术表现上有所差别，艺术水准也不完全一致，但总体上说，却体现了乡村写实小说独特的艺术价值，其中最优秀的两部，《村医之家》和《土地之痒》，放在整个乡土文学历史上也属于优秀之作。

而且，它还证明了写实艺术方法与思想深度之间并不对立。如前所述，切近现实的书写方式，由于缺乏远距离的观照，比较容易堕入现实感伤或急功近利的困境当中。但《乡村志》以自己的个案方式显示这种缺陷并非必然。只要作者不为现实观念和视野所囿限，就完全能够实现思想的超越，达到优秀文学的深度和高度。事实上，深入现实生活当中，又具有揭示和批判现实的勇气和能力，正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不朽价值之所在。中外文学史上的许多经典乡土文学作品，如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莱蒙特的《农民》，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等，都是如此。《乡村志》虽然尚未完全达到文学经典的高度，但其价值和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其次，《乡村志》的现实主义写实艺术既继承了传统现实主义方法，又对现代文学方法有所吸收，显示了对现实主义艺术的融合和发展。在整体上，作品采用的是较为通俗化的故事形式，包括叙述语言、结构方式都与质朴的乡村生活相一致。而且主题也相对比较简单，基本上每一部作品讲述一个中心事件或者一个人的故事，也就是揭示一个问题。但是，它的艺术形式并不如此简单，而是巧妙地融合了现代艺术方法，体现了更高的艺术特征。比如，它虽然以问题为中心，但不是简单将问题展示出来，而是将问题与历史变迁、人物命运联系在一起，而且内涵绝不单一。比如《村医之家》对农村医疗问题的揭示，就是通过贺万山的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结合在一起，将医疗问题凝聚在人物的坎坷生涯、动人的爱情故事，以及几代人的鲜活故事中。这一融合是如此之紧密，以至于让人更多为人物命运所感动，之后才有思索和回味。这样的结构方式无疑是现代艺术与传统现实主义方法的高度统一。

同样，作品的叙事艺术也借鉴了许多现代小说技巧，力图将故事讲述得更多元，更丰富，也更深人。前面谈到过其不同小说根据人物身份变换叙述语言的特点，它们在叙述方法上也多有变化。

比如《村医之家》采用让主人公与人对谈、倾诉往事的叙述方式，《盛世小民》的叙述时空交错，颇有蒙太奇的艺术构架，《男人档案》更尝试采用三种人称穿插的叙述方式，综合了全知、内知不同人物的多个视角来进行讲述。这些都使得《乡村志》在叙述上避免了单调呆板的缺陷。像《村医之家》的倾诉式叙述，能够让人物内心世界得到充分的舒展，又使叙述更为流畅自然，比较起传统的顺时针叙述，效果确实好了很多。

贺享雍的《乡村志》以现实主义方法获得了一定成功，特别是在当下现实主义文学普遍匮乏的背景下，这一作品对振兴现实主义乡土小说创作具有特别的意义。但它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需要作者进一步认识和警醒。

第一，历史高度问题。

我一直认为，文学要获得价值，包括影响时代文化、获得读者的认可，都需要有思想魅力，也就是思考得要比一般人深远，站立的角度要比其他人高。现实主义小说更是如此。因为你所书写的故事尽人皆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从其宏大规模建构就可以看出，《乡村志》有全面审视时代变迁的创作意图，但是客观上，作品的意图还没有完全得到实现。过于切近现实问题和现实政策，以及缺乏超越性的思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历史感和思想深度。

在这方面，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具有很好的参考意义。这两部作品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们能够成为时代经典，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所具有的思想高度。《创业史》努力思考乡村发展、私有制、城乡关系、农村青年出路等问题，虽然不一定很正确，但确实体现了作者的认真思考。正是这种强烈的思考精神，使作品具备了宽阔的历史视野，并获得了较强的思想启迪意义，从而得到大家的广泛认可。《平凡的世界》也是试图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乡村变迁，思考和探素诸如农民出路、城乡关系等问题。孙少平和孙少安的形象、命运之所以受到那么多读者的关注，正是因为这两个形象与时代密切相关，是同时代许多人命运的体现。作品对人物的关怀很峻切，对现实的思考很沉重，作品本身也因此厚重而深刻。

第二，现实与人的问题

文学是人学，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文学都不应该脱离这一原则。就现实主义文学而言，关注现实当然很重要，但是，最重要还是关注现实中的人，塑造真实生动的人物，写出其真实喜怒哀乐，表达其内心渴求，并呈现出深刻的人性关怀。

《乡村志》在这方面有所成就。它能够关注人，贴着人的真实生存来写，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是它坚持现实主义方法的突出成就之所在。它所塑造的一些乡村基层干部，就非常真实而接地气。但是，它还是有不少让人遗憾之处，就是对人的塑造基本上局限于现实和工作层面，很少涉及文化、人性层面，也就是说，没有将人物的思想、作为与其深刻的文化背景结合起来，特别是没有与人性的复杂面结合起来。而且，作品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人物较多，叙述也比较分散，没有很集中对一个或几个人物持续深入地展示，致使一些有个性的人物形象没有被充分凸显，甚至被遮蔽了。

与之相关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文学需要清醒地认识自我，与现实保持必要的距离——即使是与现实关系密切的现实主义文学也不例外。文学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应该成为现实的简单对应物，而是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也就是既深入生活之中，又能有一定的超脱。

只有这样，作家才能超越而不是囿限于生活，才能将生活看得更清楚，并形成独立深刻的思想。这一问题，也是《乡村志》作者需要认真思考和对待的。

第三，艺术表现问题。

《乡村志》有10部，但是各部之间的艺术水准不是很平衡，说明作者还缺乏足够的精品意识。某些作品的叙述过于琐碎，而另一些则叙述速度过快，相互之间没有形成张弛有度的艺术效果。包括表现方法上，人物心理描写、风景描写相对较少，艺术风格相对来说不是很丰富。

上述这些不足，不都是源于作者贺享雍的个人创作能力，而是与外在环境有一定关系。所以，对其缺陷的指出和针砭，不是针对作家和作品个体，而是针对整个现实主义乡士小说，乃至整个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本身。

随着乡村社会的快速转型，像贺享雍这样拥有丰富乡村生活经验的作家已经越来越少了。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作家都像贺享雍那样，都采用现实主义方法来创作，但是，贺享雍的《乡村志》给我们以启示：在今天，甚至在未来，现实主义乡土小说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乡村会在中国存在，乡村问题也会存在，农民的生存和出路更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因此，如何关注乡村、热爱乡村，又如何敢于直面乡村、独立地思考乡村问题，以及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行大胆继承和开拓，是乡土小说作家们需要学习和借鉴的。我相信，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总有重现辉煌的时候，乡土小说领域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