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深大湾区文学评论》｜刘旭：当文学面对乡村与农民—

乡土中国的“内”与“外”：当文学面对乡村与农民

——贺享雍乡土小说研究

刘旭

提要：“乡土中国”影响下的中国乡土小说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革命对赵树理及当代作家莫言、贺享雍都有深切的影响。而西方作家则可能由于缺乏革命一维而对乡村和农民高度忽视，如巴尔扎克把乡村贵族化和财富化。贺享雍小说中的乡村类似赵树理，始终强调生存为上，爱情和生育都以此为准则；或者可以说莫言的乡村提供了当代作家面对乡村的复杂参照。

关键词：贺享雍巴尔扎克莫言乡土生存

人类始终离不了农业，是因为人类的生存离不开粮食。不管人类的政治怎么发展，粮食生产都是必须要保证的，这意味着乡村或者农民生存的土地永远是不可替代的——至少几百年内还应该如此，人类还没有能力完全人工合成粮食。这也意味着人类离不开乡村，而且人类的文明也是从乡村开始，在今天乡村仍然是文明的焦点之一。文学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乡村文学也同样是文学的中心之一。乡村有着其特殊性，虽然对人类的生存及延续至关重要且不可替代，但其在经济体系中却一直处于低位，当人类文明进入大工业时代更突显了这一问题，即农业的低产出低效益越来越削弱农业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乡村作为农业生产的场所出现在小说中也面临同一问题，生活在乡村并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在乡村文学中同样，很多作家难以掩饰或者毫不掩饰对乡村和农民的轻视，这是城市化进程中很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和文学问题。

中国乡村文学最鲜明的特色，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中国当代作家面对乡村时会有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关注，特别是毛泽东的“大众化”写作理论，如到群众中去和知识分子面对乡村的“自我改造”，给中国作家形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中国革命的特殊经历也是其他国家的作家不具备的，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在今天的环境下也不可低估。中国的作家对乡村特殊情感也源于此，总能在儒家的仁义之外加上超现代的“公共意识”，这个“公共意识”又与道家的“无我”和“无名”混合在一起。这也是其他国家的作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具备的，包括世界第一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贺享雍的小说同样有着“后革命”特色，他虽然不是有意而为，但他作为新中国第二代作家，经历了“大跃进”的尾声、“文革”、联产承包及改革开放，毛泽东式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非常深远。贺享雍的乡村类似赵树理的乡村，充满了儒家式的悲悯，同时对乡村本体的细致入微的再现也与赵树理相似，特别是对乡村伦理下人们的生存细节的描述尤其接近赵树理的日常化乡村；同时，莫言式对权力的幻灭也时有表现，但贺享雍更多的还是着眼于权力之下乡村的存在，批判性经常让位于道家式的忍耐。从某方面来说，贺享雍的小说是对当代农村文学的重要补充，特别是精致入微的细节描写，把乡村、乡村的权力及农民的生存状态作了独具特色的内部展示。

一

西方的文化传统从文艺复兴以来一直是重个体、重现代主体性，西方现代小说产生于文艺复兴之后，更是以个体为重，所以他们对农民的思考也是以个体为中心，重人性、重人道。而中国不是，中国在个体之上还有一个儒家式的集体，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代表着终极价值，辅之以无所不在的道家。进入现代社会，道家成了隐藏的又是根本性的文化积淀，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发挥作用。了解这种中西文化的差异，就会发现中西文学面对乡村和农民时的差异。如波兰作家莱蒙特192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就是《农民们》，或译成《农夫》，这应该是西方最接近农民作品之一，其写作是现实主义式的，视点也是单一视点，叙述人基本是隐含作者的化身，其身份基本是一个西方的启蒙知识分子。他的乡村立场和后来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小说相似，如茅盾、丁玲和周立波等人的小说，即其叙事建构更多的是外在于乡村的。托尔斯泰的《复活》同样如此，贵族地主聂赫留朵夫主动分地给农民，很自然且完整地实现了托尔斯泰这样一个贵族地主的想象及其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同时这也是他自我救赎以“复活”的重要行动之一。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分地只是他的个人行为，并没有其他地主响应或学习他的行为，主动把土地分给农民。因为当时的大环境并不具备“解放”式平等的诸多条件，特别是人们没有社会主义式的公有意识，不会想到也不会接受把财富无偿地分给穷人。而且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也决定了他不会去发动其他贵族响应他的号召。托尔斯泰只能也始终在乡村之“外”。

巴尔扎克也写过很多次乡村，但他的没落贵族立场决定了他的作品不会真正描写贫苦农民。果然，即使命名为《农民》那部小说，写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农民阶级，而是乡村的权力阶层，贵族地主。毕竟那时只是19世纪前半叶，马克思主义还未在全球造成影响。具体分析一下巴尔扎克的乡村场景，就能明白巴尔扎克的意旨所在，如《农民》一开始就是典型的现代风景描写：

从这两幢人去楼空，布满灰尘的小楼开始，有一条漂亮的林荫大道，夹道两排百年老榆，树顶如华盖，交相掩覆，形成一只长长的，壮丽的摇篮。道上长满了草，双轮车走过的辙痕依稀可见。那榆树的高龄、大道两侧边道的宽度、两座小楼令人肃然起敬的气派，还有那墙基石块的棕色，处处都使人一望而知王侯府第离此不远了。

小楼的栅栏位于一块高地，我们爱虚荣的法国人称之为山，下面是驿车终点站库什村。我在到达那栅栏之前，望见了艾格庄狭长的山谷，大路就在峡谷尽头拐弯，直奔法耶市，我们的朋友德·吕卜克斯的侄子就在那里当土皇帝。在一条河边的丘陵上，一大片参天古木俯瞰着这富饶的山谷，远处群山环抱，那山名叫摩凡山，是属于小国瑞士的。这片茂密的森林属艾格庄、龙克罗尔侯爵和苏朗日伯爵共有。登高远眺，那别墅、园林、村落，真像柔美的布律盖尔笔下神奇的风景画。

这个风景与写实、抒情与欲望紧密结合的叙事片段不是个案，而是广泛存在于巴尔扎克的作品之中。只要涉及乡村，巴尔扎克的风景可能就是同样的状态，如《老姑娘》和《搅水女人》，同样是充满诱惑的庄园。“登高远眺，那别墅、园林、村落，真像柔美的布律盖尔笔下神奇的风景画”，如此美妙的地方，带来的不是东方的恬淡和闲适，而是勾起了所有的人的占有欲。而前一句则交待了这片风景的“主人”：“这片茂密的森林属艾格庄、龙克罗尔侯爵和苏朗日伯爵共有”。在巴尔扎克看来，这些诱人的风景是贵族们的神圣财产。无边的风景，实际是贵族们的庄园。而庄园是乡村财富和权力的集中地，是成功的符号，是贵族的标志。所以，虽然是风景描写，但却渗透了对财富的欲望。在一般的小说中，此段的功能在于第一人称的叙述人或“类说书人”向接受者或听众介绍故事空间的一些环境要素，但对于巴尔扎克的经典批判现实主义小说，那个“我”或者“我们”却更多地投射了那个真理化的隐含作者的欲望。而巴尔扎克对这些欲望是没有感觉或者没有反省的。虽然在上面的片断中，巴尔扎克似乎自嘲为“我们虚荣的法国人”，但在实际上，他很为自己是“法国人”而骄傲，因为他家在巴黎——1814年十五岁时随父亲迁入巴黎，而且此时他已经是巴黎有名的大作家，他觉得自己不再是出生于法国中部图都尔市的“外省人”，他很满意“巴黎人”这个称号或者命名，因为“巴黎”代表着“法国”；所以上文的“虚荣”在修辞是反向的，并非贬义，而是得意。这与他对财富的渴望息息相关。他的所有行为，包括写作本身及爱情、他的社交，都是为了金钱，为了投机和还债，他的欲望无法掩饰，因为他没机会掩饰，他必须生存，他必须出人头地，他必须有体面的人生。这种俗世的欲望是正巴尔扎克一生的软肋——可以说是生于斯，死于斯。

而贺享雍不同，下面是《土地之痒》第一章中的风景描写：

清晨湿漉漉的露水打在贺世龙一双赤脚上，令他觉得十分清爽。他来到牛草湾那块过去曾经属于父亲、现在归在他和世凤、世海三弟兄名下的祖业地边，天已经开始大亮了。擂鼓山后面，太阳早早撒开了一片像是膏脂的红颜色，又像是要把天给燃起来似的。贺世龙听别人日白说，太阳和月亮是一对兄妹，太阳是哥哥，月亮是妹妹。这会儿西边跑马梁天上的月亮，似乎看不惯哥哥这副爱出风头、张狂的样子，歪着脸在一边怄气。过了一会晓得自己怄气也是白怄，干脆把自己所有的光，都收了起来，躲到跑马梁的后面去，眼不见心不烦，让你个毛头毛脑的去发羊角疯吧！

贺世龙跳到地里，这块地朝南，又处在一个背阴的湾里，尽管那太阳迫不及待地在东边擂鼓山头发出了光芒，但湾里还是有些麻杂杂的。不过，地里的景色已经能看得分明了。这块地上季种的是清一色的高粱。现在高粱收了，连高粱秆也早挖了。高粱收获早，距种小春作物还有差不多两个多月时间。在这个时间里，贺世龙本来还可以种一季早萝卜，等卖了咸菜萝卜种小麦正合适。

贺享雍小说中的风景描写不多——和巴尔扎克类似的细节描写倒比比皆是，他的小说中即使有风景描写，似乎也不代表隐含作者的情感注入，而是与人物结合在一起的，既是人物生活在其中的风景，也是人物视角中的风景。上段就投射了“联产承包”之后农民贺世龙终于分到自己的土地后的喜悦，天不亮就下地干活，太阳和月亮都带上了俏皮的色彩。这样的描写，用柄谷行人的风景分析，仍然能归于现代主体性得以发生的“装置”，因为贺享雍生活在当代，现代意识早已成为中国作家的共识，风景描写在此处是作家特意通过环境来衬托农民得到土地后的喜悦的，而改革开放之下的农民其目的也是要走向“现代”，从作家到角色，都有现代诉求，所以这段风景描写可能至少承载了双重的现代。但在这个叙事片断中，却看不到巴尔扎克那种资产阶级式的欲望，不是攫取，不是占有，风景描写之后就是贺世龙生龙活虎地“跳到地里”准备干活。一定要明白一个前提，乡村的农民这种面对土地的劳作是低效率的，达不到巴尔扎克那种“资本”的高度，更谈不上奢华的欲望，与后工业时代的量子经济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贺世龙需要的只有一个：活着。就是说，贺世龙作为一个中国乡村农民的代表，他明知自己的劳作的辛苦与低效，他仍然要非常欢喜地去劳动，就是因为他背后是一个最基本的人类问题：生存。

一个重在奢华和财富，一个重在生存，虽然不能从对错和高下方面进行价值判断，但其差异性却是天壤之别。巴尔扎克热衷的是贵族式的财富及金钱堆成的优雅，贺享雍看到的是农民的艰难的生存，或者可以说，巴尔扎克是无所谓悲悯的，而贺享雍则充满了对农民的同情，那是来自儒家的仁义与革命的“解放”意识相结合的悲悯。所以，对于贺享雍，他的立场与赵树理高度一致：革命之后，农民需要的是休养生息和基本的生存，而不是“发展”。贺享雍小说中的农民的绝大多数都不需要资产阶级式的体面，金钱的欲望也没那么强，他们要的是一个纯粹的生存化的农民。贺享雍作为一个乡村作家，则是一个乡村的讲故事者，一个乡村的诗人。

二

把贺享雍和巴尔扎克的关于乡村的同等叙事场景做对比之后，就会发现社会主义革命与道家结合的巨大力量，巴尔扎克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处于极速发展且尚未成熟时期的知识分子，对乡村的态度是何等的单一。再看乡村的爱情，作为人类永恒的主题、生殖本能的文明化装饰，它在贺享雍、莫言、巴尔扎克、赵树理的小说中都有非常精彩的描述，他们的处理方式明显有很大差异。比如莫言《天堂蒜薹之歌》里面的高马和方金菊，赵树理的《登记》里的晚晚和小艾，贺享雍《苍凉后土》里的余文富和孙玉秀，这些人的爱情就有各自不同的走向。赵树理的《登记》是最完美的解决，青年们皆大欢喜。但在莫言和贺享雍那儿就未必了。

贺享雍《苍凉后土》里面写了一对被物质拆散的青年人余文富和孙玉秀，父亲孙学礼贪财，逼女儿退婚余文富嫁给一个经商的混混，因为商大于农，经商向来是纯农业收益的数倍乃至百倍，有能力给孙家的彩礼更多。在此，隐含作者的安排意图非常明显，不提及生存，因为此时已经联产承包，大家都能吃上饭，生存不再是问题，叙述人明显把它归于道德问题，即贪婪，且没把一点同情给那个黑心的父亲孙学礼，倒是给孙玉秀的母亲刘泽荣很多善意，母亲愿意女儿幸福，但父亲不同意，而且乡村的家庭是绝对男权，母亲没有话语权，直接导致女儿的不幸。莫言《天堂蒜薹之歌》之中的高马和方金菊爱情悲剧的起因类似，他们的爱情阻碍明显也是金钱，和农村的生存化婚姻一致，即婚姻能否给女方家庭带来物质回报。在此莫言设置了一个复杂的三家换亲，方刘曹三家农户各有一个病残的儿子，又恰好都有一个女儿，三家签“协议”转着换亲，方家女儿嫁刘家儿子，曹家女儿嫁方家儿子，刘家女儿嫁曹家儿子。高马能够给金菊带来基本的幸福，因为他们都是健全的，但他不能给金菊的哥哥带来幸福，实际上方家父母考虑的是家庭和家族的未来，因为金菊的残疾哥哥没有办法（实际是没钱）正常娶亲，所以他母亲只能依赖金菊去换亲，高马带来的自由恋爱破坏了农民的这一生存链条，当然要受到重重阻碍，金菊的父亲方四叔也曾说过，高马要娶金菊就拿一万块钱来，背后的含义实际是有一万块钱金菊的残疾哥哥就能娶到媳妇了，但在那个一只鸡蛋几分钱的1980年代，一个农民怎么可能有一万块钱。所以，高马和金菊的执拗的爱情最后变成了一个大悲剧：金菊退亲后曹家儿子娶媳无望自杀，金菊与高马私奔被捉回毒打，金菊怀着孩子自杀身亡，死后还要被三家换亲之一的曹家买尸给儿子配阴亲。这种婚姻悲剧一方面是乡村生存伦理起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男权本位起作用的结果。对于乡村，婚姻的第一原则是生存，第二原则是要生男传家，女性随时可以被牺牲。

在贺享雍的小说里的爱情结局一般没有那么悲惨，如上述农民余文富和孙玉秀之间的爱情，虽然最初被建构成悲剧，孙玉秀被父亲逼迫嫁给了不喜欢的人，但最终却成了正果，得以和不良人离婚，与余文富破镜重圆。这种安排，也是作家或隐含作者心存善念的表现，他似乎不忍心让自己的人物过得过于悲惨，所以让他们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之后，还是给了他们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总体上看，莫言的爱情悲剧更残酷，他对人性之阴暗似乎非常不乐观。大小人物都在金钱和权力之下死于非命，爱情也仅是死亡之途的昙花一现。另一方面，莫言更在冷静展示的背后更强调生存。金菊的父母亲虽然非常残酷，宁愿女儿死也不愿她婚姻幸福，但作者的着力点并不像张爱玲在《金锁记》中所表现的那样，男权的千年压迫导致女性的奴性与变态，更不是弗洛伊德式的性扭曲，而是农民在乡村生存伦理之下所做的必然选择。莫言作为一个乡村出身的男作家，明了生存为中国乡村的第一伦理规则，他从未低估它对农民行为的巨大影响。赵树理的小说中的婚姻也是面临着乡村的生存问题，但赵树理弱化了生存一维。作为一生为农民思考的作家，他敢于弱化生存的自信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解放区农民已经获得了土地，生存已经不再是问题，他相信政策会一直稳定地持续下去，所以那个时候的农民面临的就不再是生存问题，而是新制度和旧传统的矛盾。因此，《登记》中青年的婚姻受到老一代阻碍之后，在政策的影响下得以完美解决，表面看是革命的胜利，实际也是乡村新伦理的胜利。

论述过革命影响下的中国作家之后，再对比一下巴尔扎克这样的“前革命”时代的西方大作家，可能仍然会有较大的发现。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也有一个关于乡村女性爱情和婚姻的故事，即《搅水女人》。它实际上是一个巴尔扎克版的灰姑娘的故事，“搅水女人”本是一个贫穷的农民，但她超乎寻常的美貌改变了她的命运。她12岁时被70多岁的乡村地主罗杰医生看中，于是她凭着自己的惊人的美貌得到了一个贵族的垂青，不但获得了丰富的物质生活，掌管了大量的财产，还能够找到自己爱的人。但巴尔扎克却把她处理成了图谋主人/恩人财产且性观念混乱的穷人出身的小丑。为什么非是出身贫穷农民的搅水女人觊觎贵族的财富？关于贵族与资产阶级的财产之争，为什么必须有一个丑恶的下层人来搅起波澜？为什么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就不能像灰姑娘一样嫁给王子过上幸福的生活？

很明显巴尔扎克犯了马克思所说的那个错误，即站错了阶级队伍，巴尔扎克自己本为上升中的资产阶级，但他的情感却在属于旧时代的封建贵族一边。他同情和羡慕的是贵族的“气质”，实际他潜意识中更想要的是资产阶级的财富和自由。再者，资产阶级立场和贵族立场都是精英立场，两种立场都是贫穷的农民阶级的奴役者和压迫者。所以巴尔扎克站在精英立场角度丑化下层劳动人民是正常的，面对穷人的复杂态度更不可能出现。巴尔扎克的强烈的批判性在于他把当时的法国看成一个高度利益化的社会，在他那儿完全不存在纯洁的个体，都是利益下的虫蚁，毫无文明可言。从这点上看，巴尔扎克的批判现实主义在一个农家姑娘那儿也得到夸张的体现，于是她利用她美丽的肉体掌控一切，包括财富和男人，如巴黎的那些贵妇和女演员一样成为资本主义下最丑恶的现象之一。总而言之，不是说农民就没有“坏人”，也不是说农村女性的爱情就不能有阴暗，而是巴尔扎克的选择意味着他从来没有真正融入乡村，他关心的只是乡村中的资本和财富，而不是农民的生存和农民群体的复杂。

而贺享雍则在此种描写中充满了对农民的同情。正常的爱情就不说了，即使写到农村妇女的“堕落”，他也极尽善意。如《村医之家》中的苏孝芳，外出打工被一个老板包养生了私生子，叙述人并未作什么价值判断，而是借村医之口骂几句不懂事了事，还帮她抚养私生子。贺冬梅同样外出打工，却做了“小姐”，并得了性病，隐含作者并未对她谴责，而是借叙述人之口强调她是不得不如此，她母亲生病花了几万块钱，她做“小姐”是为了给母亲还债。作为反例，对心不在乡村的农民后代，尽管没多少错，贺享雍却毫不留情。如《盛世小民》中贺世跃的儿子贺松的女朋友吴娴，同样出身乡村，到贺松家却对农民的卫生及环境大加指责，在外面打了几天工就拿城市标准要求乡村，在小说中被塑造成年轻无知且盲目羡慕城市的典型。整个叙述过程中叙述人明显站在农民一边：乡村不需要城市的那些多余的规则。再后来两人分手了事，这也是新世纪处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女性的正常的“双向选择”。“分手”的情节安排意义相当重大，“分手”解决了农民的儿子与倾向城市的女友之间的矛盾，也解决了农民贺世跃与儿媳之间的城乡意识差异造成的矛盾；同时，“分手”也解决了贺享雍的矛盾，在他看来，一个心中没乡村的女性是无法和农民家庭融合的，乡村的立场使得他不得不在文学世界解决各种城乡的冲突。城市代表着过多的欲望，而乡村代表着生存和闲适。欲望的膨胀总是弊大于利。如同人类社会一样，宇宙规则在任何角落都发生作用，大自然的平衡力量随时会到来，沉湎于过多的欲望，必然被欲望反噬。巴尔扎克的金钱欲望，他对贵族身份的期待，他对资产阶级的财富的向往，导致了一生了悲惨，50岁才得以娶了一个极富有的贵族，伯爵夫人甘斯卡娅，几个月后就贫病交加与世长辞。从文学上讲，欲望的指向也决定了他小说的复杂向度，这个复杂，却独独缺少了对乡村的关怀。因为在对金钱充满野心的巴尔扎克那儿乡村是无用的。

而这正是从赵树理到贺享雍和莫言面对乡村的长处或优势所在。马克思主义带来的阶级思路及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使革命时代和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作家不管身处何种处境都有底层关怀的可能。

三

除了生存与爱情，生育同样是乡村的大事。国家的生育政策会对生育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乡村更是如此。历史证明，乡村的相对贫穷使农民更易于生育尽可能多的后代来缓解物质的匮乏，因为后代意味着劳动力。但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相应而变的国家政策却未必支持此种生育策略。中国人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计划生育在1982年被确定为全新的“基本国策”，此项政策的背景是人口的过度增长。而乡村之中，生育非常重要，关系到整个家族的繁衍和脸面。

贺享雍《盛世小民》中贺世跃妻子逃避计划生育，作者也充满了同情，甚至没有一点指责，这点与莫言的《蛙》有很大区别。贺享雍在小说中给出了农民宁死也要“超生”的重要原因：

你知道世禄哥在贺家湾自觉矮人一截，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这原因也是贺家湾人根深蒂固的传统，那就是只要你没有儿子，不管你品德有多么高尚，能力有多么突出，对村里的事业有多少热心，人们有红白喜事或邻里纠纷调解什么的，也不会来请你去帮忙或说理，更不会把你拉到上席就坐。活跃在贺家湾红白喜事上的，总是那些有儿有女、儿孙齐全、人丁兴旺的“大家子”代表。

这确实是农村的常态，没有儿子的家庭是倍受歧视的，一切都被边缘化，给农民家庭带来巨大的压抑和耻辱。不是农民生来就如此固执，而是父系系统造成的男权社会的深远影响：男人才是真正的完整的“人”，而女人永远都不“完整”。

贺享雍在同情之下，运用隐含作者的上帝之手解决了贺世跃的重大人生价值问题，他超生了一个儿子，且在相关基层行政人员的监视和“追捕”之下把孩子偷生在路边的草垛下：

这天晚上，你就陪着产妇和新生的婴儿拥着这条毯子坐到了天亮。你一边坐等黎明，一边给婴儿想了一个名字：草生。草生在他母亲的怀里香甜地睡着，小鼻子发出均匀的呼吸，月光在他的小脸上像是上了一层光滑而轻柔的釉。天亮以后，你看见乡上那两个监视你们的汉子从屋后小路回去了，等他们走远以后，你才一手扶着产妇，一手抱着草生回家去了。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淡淡的晨雾在贺家湾的土地上四处氤氲，空气中散发着一股青草特有的香甜的气味，这气味有些像是年轻女人洗浴过后身上散发的味道。你的脸上泛着紫红色的光芒，昂首挺胸，完全是一副凯旋而归的样子。

有了儿子，贺世跃的生命全亮了，面对监视的基层干部，他即使和妻子儿子颠沛流离也欣喜若狂，以致居无定所也整天昂首挺胸，一副“凯旋而归”的样子。贺享雍的隐含作者在此仍然坚定地站在农民这边，在他那儿乡村传统就是人间铁律。但历史和现实中的“计划生育”背后的东西非常复杂。莫言在《蛙》中讨论了这个问题。计划生育政策推出之前，有过人口的大起大落，五六十年代社会环境由于战争的结束显得十分稳定，人口出生率大大增加，不久后的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人口大减，《蛙》中直接写道：“因为饥饿，女人们没了例假；因为饥饿，男人们成了太监。”政策性的纠偏之后，1960年代的中国，爆发了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蛙》中又直接写出了农民对政府的感激：“‘地瓜小孩’出生时，家长去公社落户口，可以领到一丈六尺五寸布票、两斤豆油。生了双胞胎的可以获得加倍的奖励。家长们看着那些金黄色的豆油，捻着散发出油墨香气的布票，一个个眼睛潮湿，心怀感激。还是新社会好啊！生了孩子还给东西，我母亲说：国家缺人呢，国家等着用人呢，国家珍贵人呢。人民群众心怀感激的同时，都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多生孩子，报答国家的恩情。”但人口急速增长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人口的爆增，土地的相对稀少，人与自然的矛盾加剧，政府为资源最大化地合理分配只能宏观上做出“计划生育”的重大决定。但是在中国香火不断子嗣延绵的生育传统之下，人们努力维护“生育权”。小说《蛙》中计划生育的执行者是叙述人“蝌蚪”的姑姑,——乡村妇产科医生万心，她曾经是万人敬仰的革命后代和最优秀的妇产科医生，“计划生育”时代她由于“铁血”般的计生手段被人们加上各种诅咒，如“红色木头”“党忠实的走狗”。恨则恨，但怎么看都是双方都有各自的道理。“超生”者是为了自己的后代，执法者是执行国家的政令。

因此，计划生育虽然被西方国家多次指责为“反人道”，但对于当时的中国确实很有必要。《蛙》的日译本封皮上有这样一句话：打胎则生命与希望消失；出生则世界必陷入饥饿。《蛙》最开始出现的孩子吃煤事件就暗示了当时资源匮乏的大环境，它来自莫言的亲身经历，所以控制“人种繁衍”也迫在眉睫。《蛙》中的叙述人“我”对这一历史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某种看法：

历史是只看结果而忽略手段的，就像人们只看到中国的万里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等许多伟大建筑，而看不到这些建筑下面的累累白骨。在过去几十年，我国以一种极端的手段去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客观上来讲，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全人类作贡献。

第一人称叙述人“我”的观点当然不能等同于莫言本人的观点，莫言在小说中全方位地表现各种人对此政策的观点，对他们的所为并不做错与对的评判。莫言一向如此，对各种人都是理解为先，让其自然地“呈现”其存在状态。再看贺享雍对计划生育个案的最终处理，先是巨额的“超生”罚款在村干部暗中帮助下，到乡政府几次闹事之后被取消了，然后最重要的结果是儿子安全又茁壮地成长，隐含作者很有意思地安排了一个小插曲，“超生”的儿子不知道父亲生下他会经历那么多生死磨难，“草生”之名正是对“生于草垛下”的人生磨难的纪念，稍懂事后居然不满意父亲给他取的名字：

你看见儿子泪水横流的样子，心又一下软了，急忙过去抱住他，摸着他的头说：“好，好，儿子，不管你叫什么，老子都一定要让你过上好日子！”说完又指了后面的房屋，继续对他说：“你看，老子给你修新房子了，等你讨婆娘时，老子一定给你修一座全湾最漂亮的楼房，你快点跟老子长大吧！”

你说那番话时，声音之高亢，语气之坚决，仿佛在对全世界发表宣言一般。

贺享雍对计划生育的后果和影响的处理明显与莫言不同。“超生”的儿子给了农民扬眉吐气的感觉，从村民到村干部都在他这一边，他们一点也不担心人口过多会造成什么问题，他们只要解决自己的传种接代的个人之事，和政府斗智斗勇他们也不认为有什么错，反而认为自己这样做就是“好人”应为之举。或者这算是计划生育的悖论之一。毕竟已经是过去时。作家写作时计划生育仍然很严格，但已经准许生了女儿的农民生二胎，作家在整个过程中，对计划生育没做任何评价，但同情全在农民一边。而《蛙》中的隐含作者莫言则未站在任何一方，他是“超人类”的。“超生”者受尽磨难，如陈眉的毁容到代孕到变疯，计划生育的执行者也面临心灵的折磨，姑姑万心晚年陷入扼杀数千生命的自责与赎罪的躁郁幻觉之中，不能生育的叙述人“我”在代孕后也陷入对代孕者陈眉的歉疚之中，形成了整本书的“救赎”基调。而莫言作为隐含作者，则跳出“三界”之外，冷静地展示着芸芸众生的各种悲欢离合的表演。

贺享雍的处理当然与他的立场有关。他和赵树理一样始终在乡村之“内”。赵树理如果此时还健在，应该也不太会赞同严苛的计划生育制度。除了身份与赵树理非常相似，贺享雍面对的时代远比赵树理的时代更复杂，赵树理面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乡村，启蒙是远距离的小剂量吸收，而在贺乡雍的时代，知识分子群体启蒙权威话语仍然是主流，否定传统成为一种定势，经济伦理掌控一切，后现代消费文化甚嚣尘上，人群越来越松散成原子化个体，这都使人的群体思维越来越难以融合。进一步说，贺享雍在乡村之“内”并非就是全面“正确”，此立场同样面临众多的难题。只从国家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乡村怎么都是“发展”的“负效益”，只是关注农民的生存似乎很难获得大工业时代的大众的支持；如果不关注，乡村又确实是弱势，有违作家的精神高位和理想主义追求。关注的话又不知从哪个方面入手。所以对于贺享雍，个人、主体、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都很难再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固定的理想或想象标准。未来的走向是高度不确定的。这实际是人类文明中的“现代”或者“超现代”走向何方的问题。不管如何想象，都可能被人类飞速发展的步伐否定，甚至变成笑柄，这是人类自身的难题，反映在作家那儿，就是理想的破碎，再难以有人类高度或超人类高度的永远闪亮的精神光环。

对于这个后工业时代或量子时代，莫言的处理方式则非常有道家色彩，他用后现代的方式、以中国的道家为核心整合了所有的思想，最终是跳出人类的局限，在人类之外从宇宙视点以超人类的广大存在为参照，从点、线、面、体到超三维事物等人类无法认识的层面进行量子宇宙式的关照。所以莫言会时而在乡村之“内”，时而在乡村之“外”，而且莫言之“内”非“内”，其“外”也非“外”，其时时表现出神出鬼没的超越性，几乎无人可解。

从一个优秀作家的标准来看，不但要有优良的叙事能力、深刻的思考和敏锐的洞察力，还要有对人类的无区别意义的悲悯，特别是对弱势的同情和理解。前一点需要更多的才华和天赋，并非是想达到就能如愿的。对于后一点，即立于乡村之“内”真正地关怀农村和农民，中国的作家多数能做到，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中国革命的影响，贺享雍也很好地做到了后一点。巴尔扎克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作家，他却没有做到，因为他一生都在乡村之“外”，但他却相当完美地做到了前一点。不管怎么说，巴尔扎克都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欲望的泛滥、他的虚荣的矛盾、他对金钱和财富的羡慕与渴望，与他的高超文学才华一起，都造就了他文学的复杂和难以企及的深度。贺享雍在很多方面与巴尔扎克类似，十本《乡村志》系列与《人间喜剧》一样形成了多场景的交错式宏大布局，在技巧方面，人物的前景与背景的转换、对各种场景的极其细腻的描写和主题结构方面的真理化关注等，都无意中与巴尔扎克相似。贺享雍的不足在于场景的内涵，与巴尔扎克相比，贺享雍的乡村在主题结构方面过于单一，或者这也是革命留下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从单一的革命到单一的批判，容易忽视人类社会的真实存在的复杂性。复杂，或者正是贺享雍今后努力的方向。中国有一个超越人类的复杂性的道家，时刻有“混沌”之“无”的存在，就能不忘宇宙的复杂，注入文学，就是超越人类自我的文学。

载《粵港深大湾区文学评论》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