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中国作家网刊发了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阿来研究（第16辑）》中山东财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王丽霞副教授的文学评论，题为《新时代乡村变革的个性化书写——论贺享雍“时代三部曲”》，关注贺享雍“时代三部曲”《燕燕于飞》《村暖花开》《土地之子》。

中国的乡土文学有着悠久的叙事传统与丰厚的美学积淀。在20世纪文学史上,乡村叙事随着时代语境和文学潮流的演变而不断发展、嬗变。进入21世纪,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乡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流动。现实的乡村,目之所及多是荒芜的土地、破败的村落、留守的老弱妇孺等。同时,乡村传统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正在被现代城市文化渗透和改造,古朴的乡间风习日渐消逝。在此背景之下,作家们普遍对现实乡村失语,真实摹写乡村风貌的创作日渐寥落。

进入新时代,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实施刷新了乡村气象,也构成了乡村叙事全新的时代语境。乡土叙事因此拥有了新的书写对象和创作主题,精准扶贫、乡村振兴题材的乡土小说成为文坛上一股新的叙事潮流。

贺享雍“时代三部曲”就是其中值得关注的长篇小说。由于作家对乡村生活极度熟稔,加之深入乡村生活肌理的创作姿态以及与乡土社会血脉相融的叙事情感,其小说“是与真实的农村生活最贴近、最没有距离的”①。由此,贺享雍的创作形成了鲜明的个人化风格,体现在“时代三部曲”中,即用现实主义笔法对乡村变革进行本真化书写,在反映时代主题的同时,力求逼真呈现新时代语境中乡村社会朴实、自然的原生风貌,并站在开放包容的叙事立场上重塑土地伦理和乡村情理的价值。因此,“时代三部曲”的乡村变革叙事不仅充满了真实、丰富、鲜活的现实生活内涵,而且具有政治的高度、思想的深度和人文的温度,从而真实、立体地构建起新时代中国乡土社会的文学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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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代乡村重大变革的真实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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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乡土本色的原生呈现

新时代的中国乡土社会不但有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而且有普通百姓家长里短、人情往来、生儿育女、田间劳作的琐碎日常。以精细的写实笔法描绘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是乡村现实主义叙事的必然要求。不过,在一些乡村重大变革题材的小说中,乡间的日常生活虽然无所不包,却因为整体上的琐屑、平淡和凡俗而时常被各种宏大话语遮蔽,常常是作为乡村变革叙事的点缀而存在,较难得到完整、充分的书写,其质朴、丰富的原生风貌无法得到展现。“时代三部曲”则成功将国家政治话语与乡村日常生活话语深度融合,致力于重现乡村日常生活的原生风貌。

乡村振兴战略原本就与乡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必然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中贯彻落实,其成效必定体现在乡村日常生活日新月异的改变。因此,乡村全面振兴的故事就是日常生活的发展变化故事。“时代三部曲”的三部作品—《燕燕于飞》《村暖花开》《土地之子》,都将国家政治话语与乡村日常生活话语融为一体,讲述日常化、生活化的乡村振兴故事。在叙事中,乡村振兴不是抽象的概念和政策,而是生动具体、幸福美好的日常生活景象与细节:整洁的村容村貌、房前屋后美丽的花草树木、宽敞明亮的扶贫搬迁住房、返乡农民的田间劳作、发展特色种植后的丰厚回报,等等。《村暖花开》中,扶贫叙事始终围绕着贫困户的日常生活展开。如,在乔燕和乡亲们的热心帮扶之下,王秀芳、贺兴义这对贫困病残夫妇不仅解决了衣食住等生存问题,还顺利生下了女儿,过上了安稳的生活。这个日常生活故事同时也是国家政治话语层面的扶贫故事和乡土民间温暖人心的情义故事。“时代三部曲”这种寓时代主题于日常生活的叙事方式改变了日常生活在重大变革题材乡土叙事中的边缘化地位,提供了一种新的乡村变革叙述方式,让乡村变革叙事具有了接地气、暖人心的美学特质。

“时代三部曲”极其注重对乡间日常生活的全面、生动再现,既显示出现实主义宽宏的整体性视野,又流露出日常现实主义深厚的细节写实功底。无论是《燕燕于飞》《村暖花开》还是《土地之子》,都深入乡村日常生活的肌理,以精细的写实笔致描摹朴实、自然、琐细的乡间日常生活细节,还原乡村日常生活场景,塑造新时代日常生活中的乡土中国形象。人情伦理、家长里短、田间劳作、邻里纠纷、悲欢离合、生老病死等乡村日常生活图景,在作家笔下都呈现出自然鲜活、平实质朴、恒久悠长的本原面貌,流露着恒常、安稳的乡村生活本体意味。

除了生动展现真实朴素的乡村日常生活细节,“时代三部曲”还接续并发扬了地方志传统,着力于书写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乡村风习,从而强化叙事的乡土气息和地域特色。“时代三部曲”描绘的川东乡村风习包括“生产、饮食、居住、婚姻、丧葬、节庆”等,“上至人生礼仪、节日岁时、行为禁忌,下至人际往来、游戏娱乐”③。乡村风习,包括产妇不满月不能随便串门等落后习俗,“贺享雍既没有对此进行局外人一般的猎奇式渲染,也没有进行居高临下的针砭批判”④,而是根据叙事需要极为自然和妥当地融入故事讲述中,凸显乡村生活的原生质感。如《村暖花开》里写到的贺家湾“月母子情”习俗,乡邻们提着红糖、鸡蛋等礼物去探望产妇和新生儿,表现了乡土民间的淳朴人情,营造了浓郁的乡村社会生活和乡土文化氛围。整合在文本叙事中的久远的地方风习,既赋予“时代三部曲”古朴深长的传统乡土文化韵味和厚实的地域文化底蕴,也造就了小说独特的审美个性。在乡村人口的规模化流动成为常态、地域文化碰撞交流频繁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传统地方风习在各种现代观念、异质文化的冲击下正在逐渐改变和消逝。当此情境,“时代三部曲”对地域文化风情的审美再现不仅具有保存传统乡土文化记忆的意味,而且“不失为抵御同质化的现代文化的一种有效方式”⑤。

乡村自然风景也是建构乡村形象的重要元素。在贺享雍看来:“其实村庄除人以外,房屋、花草、树木、河流、田野、农具、牲畜等物以及各种自然景象也是其一分子,它们和人一道共同构成的关系和发出的声音,组成了村庄斑驳的色彩和嘈杂的喧哗,从而让一个村庄活了起来,丰盈了起来。”⑥因此,在“时代三部曲”中,乡村的广袤田野、花草树木、四季风光等都是必不可缺的叙事构成要素和独特的美学存在,是乡村变革叙事美学魅力的重要源泉。贺享雍在文本中经常用丰富生动、无比感性的细节,描绘如诗如画、动静交织的乡村自然风光。《土地之子》中有几处对于贺家湾春日景象的描写,凝结着作家长年累月的细致观察和深刻体验,生动诠释了何为田园诗意:“连续两天的寒风,竟然将村里山坡上、地坎边的油桐树给吹开了喇叭似的紫色花朵,密密匝匝地挂满了枝头,满村子飘散着一股浓郁的让人迷醉的芳香。”“昨晚上下了一场春雨,细如发丝,却又一丝一丝清晰可辨,淅淅沥沥,不绝如缕。……再看看路边的油桐树,树枝上最后几朵紫色喇叭花被昨晚那如丝一样的细雨给打落在地上了,从油桐树上长出的嫩叶带点儿浅红的颜色,十分鲜艳,又像是另一种花朵。地上细密的野草在渐渐滋长,远远看去,大地不是变绿而是变青了。”⑦《村暖花开》这样描写乡村的秋日风景:“天上明净无云,像是洗过一般。太阳虽仍将大地照得明晃晃的,阳光沐浴在人身上,却丝绸般柔和温暖。树上的叶子也还透着浓绿的色调,像是还沉浸在夏日的梦中。鸟儿们忙碌而快活地歌唱着,声音婉转而悠扬。沟渠畔和村民房前屋后以及树林中的野菊花,开始性急地长出淡黄色的花托,准备竞相绽放。”⑧在这种细致的描述中,乡村的天空、阳光、草木、鸟兽,都展示出鲜活灵动的生命质感,并作为一种迥异于城镇景观的、朴素自然的存在呈现出独特的美的情致与内涵。这就让“时代三部曲”塑造的乡村形象更为具体生动,也增强了小说的乡土韵味。

在整体上,“时代三部曲”精细描摹的乡村景象赋予乡村变革叙事厚实的现实生活底蕴、鲜明的乡土品格和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再次证明了日常写实主义的恒久魅力。这或许也是贺享雍在当下中国乡土叙事中的独特之处。他将乡村的时代巨变与恒久日常完美融合在叙事中,通过这样的叙事方式稳固了乡土叙事的乡土性特质。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要描写乡村社会的生活,讲述乡土民间的故事,方言土语和日常口语无疑最为贴切传神。“地方方言作为一种地域化的交流工具,不仅凝结着地域的文化风情,同时也可以显露出为当地人所特有的性格气质,在文学作品中适量融入有助于展现为当地所独具的情感内涵、思维方式以及文化心理。”⑨相较之下,文雅精致的知识分子话语和标准化的书面语言都无法准确、生动、逼真地描摹乡村生活和乡村人物。

贺享雍有着高度的语言自觉。他娴熟自如又极其恰当地将川东地区乡村社会的方言土语和日常口语融入“时代三部曲”的人物对话和叙事语言,写人、状物、叙事都极为自然、妥帖和生动,达到了语言与其表述对象的和谐统一,活画出乡村生活和人物的本原风貌。

首先,生活化、口语化的小说语言赋予“时代三部曲”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燕燕于飞》中写鸭子:“须臾间,从小路下面冒出一群摇摇摆摆的扁嘴毛货来”,可谓惟妙惟肖。贺端阳夸奖乔燕讲话水平高:“没想到你才是乌龟有肉在肚子里,短短几句话,便把事情弄清楚了。”比喻极为贴切。《春暖花开》中,乔燕去看贺世富老汉,见面时说自己什么都没带,“只带了两挂生姜”,意思是“空着两只手”,这个比喻是贺家湾人常用的,形象、传神地凸显了川东农民幽默风趣的地域文化性格。《燕燕于飞》中,吴芙蓉形容自己孤儿寡母的生存状态是“墙上挂团鱼—四脚无靠”,贺端阳批评吴芙蓉无理取闹,说她是“秤砣掉进鸡窝里—故意捣蛋”“冬瓜藤爬到葫芦架上—胡搅蛮缠”。这些来自川东乡间的歇后语既朴实又形象,极为生动地描摹出人物的情态,取得了书面语言难以企及的精妙传神效果。

其次,“时代三部曲”中,农民的语言都是地道的方言土语,高度贴合其文化身份。并且,小说在自如运用方言时做到了“人物性格与其个性化语言的统一,以至浑一。什么人说什么话”⑩。作家经常通过方言土语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人物的鲜明个性。贺端阳得知乔燕在爷爷刚刚去世的情况下依然坚持驻村工作,马上大声叫嚷起来,并承诺一定办妥村民土地流转的事情:“我要办不好,见一个贺家湾人就磕一个头。”这既符合他作为村支书的职责,也显现出他通情达理、重情重义、一诺千金的性格。而吴芙蓉知道自己家没有被评为贫困户时,呼天抢地地大叫:“天啦,这是一笼鸡啄我一个人,欺负我孤儿寡母,叫我怎么活呀。”这样的语言非常贴合吴芙蓉的农村妇女身份,也极为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她的泼辣性格和悲愤心情。

最后,使用日常口语宣讲国家政策。对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宣讲国家政策精神,若使用规范的政治词汇,可能会与他们产生隔膜,未必能够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如果结合生活常理,用日常口语进行表述,就能达到通俗易懂的实效,如:“真是贫困户,大家都帮助。想当贫困户,肯定没出路。争当贫困户,永远难致富。抢当贫困户,吓跑儿媳妇。怕当贫困户,小康迈大步。拒当贫困户,荣宗展傲骨。”

贺享雍虽然重视方言土语和日常口语的运用,但并不是毫无保留地原样照搬,而是根据叙事和表达的需要去粗存精,进行了必要的选择、提升,剔除了其中可能会造成阅读障碍的成分和粗鄙成分,保留了其中原汁原味的精粹,使之通俗而不鄙俗。同时,他对方言土语的使用既精当又非常有节制,绝不在文本中随意堆砌。这些都为当代乡土小说的话语表达提供了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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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放多元的价值取向

（作者：王丽霞 山东财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注释

①舒晋瑜:《贺享雍:我想构筑清明上河图式的农村图景》，《中华读书报》2014年11月19日。

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页。

③贺享雍:《远去的风情》,天地出版社2013年版,序,第2页。

④曾平:《坚守农民身份与本土传统的乡村微观史写作—评贺享雍的系列长篇小说<乡村志>》,《当代文坛》2015年第2期。

⑤贺仲明、田丰:《转型中的乡村图景—贺享雍<乡村志>研究》,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9页。

⑥贺享雍:《远去的风情》,天地出版社2013年版,序,第3页。

⑦贺享雍:《土地之子》,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07-108页。

⑧贺享雍:《村暖花开》,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31页。

⑨贺仲明、田丰:《转型中的乡村图景—贺享雍<乡村志>研究》,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35页。

⑩雷达:《贺享雍“乡村志”系列:土地上生长的作家》,《文艺报》2018年2月28日。

⑪《“乡土作家”贺享雍:记录自己亲历的时代》,《读者报》2019年7月25日。

⑫贺仲明:《让乡土文学回归乡村—以贺享雍<乡村志>为中心》,《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