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起源：1839年，摄影在法国正式诞生。1840年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英签订不平等《南京条约》，中国向外国开放五个通商口岸。随后，大批商人、传教士来到中国，摄影是十九世纪40年代传入中国香港、广州、上海等地。1846年外国摄影师在香港建立摄影室。十九世纪50年代外国摄影师相继在广州、上海等地开设照相馆，为中国人拍照。

摄影传入之前，人们要把自己的形象保存下来需求助于画师和他们开设的“画楼”或者“影像铺”，利用传统的绘画技法把人的容貌留在纸上。当时画人叫“小照”，画亡灵叫“影像”。摄影传入中国后，人们把这两个词连起来称为“照像”，后定义为“照相”。摄影不仅价钱便宜，而且形象逼真，给画像行业造成很大威胁。画师学习照相技术，成为中国最早学会照相的人。咸丰年间(1851年至1861年)，香港合伙经营油画的画师周森峰、张老秋、谢芬三人，合资请一个外国人传授摄影技术，学成之后，置办器材，改营照相馆，但还兼营画像。几年后，三人分开，周森峰留香港继续经营，谢芬和张老秋分别去福州和广州开设照相馆。人物肖像是当时摄影主要对象。因此很多当时的照相馆直接起名为“像馆”。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摄影业兴起，画像业逐步萎缩。照相馆蓬勃发展，大部分起名为“照相楼”。早期照相使用玻璃底片（湿片），感光速度很慢，很多时候要2—6秒，有时需要数到20个字。当时没有灯光和其他人造光，必须利用日光，摄影室一般都在楼上开设，还得在天气晴朗的时候拍摄，以充分采光。二十世纪20年代，有的城市照相用上了人造光。

达城照相业初起：十九世纪后期，达城商铺林立，兴旺发达，吸引四周乡民到达城谋生。那时，“山那边人”特别多。“山那边人”指达城西翻过铁山那边的人，尤以渠县涌兴、贵福、清河人居多。

任选清：（1879—1935年）渠县涌兴人，年轻时随着“山那边人”浪潮到达县城做小生意。又先后到重庆、杭州、上海等地拜师学习摄影技术，发奋创业。1907年，任选清返回达城，买下东门城墙上冉家大院，相邻今天的中心医院门诊部，开办达县第一家照相馆，取名汇川通照相馆，拥有两台蒙着红布木质三角架座式照相机，拍照时师傅要钻到红布里面，照相使用玻璃底片。摄影技术问世后，曾经历银版、锡版、玻璃底片、胶片、数码进化过程。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前，达城照相馆大都使用玻璃底片。进口胶片成本较高。1965年，国产胶片诞生后，照相馆开始使用胶片。

由于时间的变迁，加之玻璃底版容易破碎，不易保存，故存世量较少，弥显珍贵。白在轩1962年参工照相馆，曾见过清光绪时期任乾初拍摄的玻璃底片，多是穿着晚清服装的达官贵人。现在达州收藏市场很难见到一块玻璃底片，重庆、成都偶尔有，价格都在数百元以上，品相好的要价千元甚至万元以上。

汇川通照相馆设置小巧玲珑的亭台楼阁，雅致悦目的雕花摆设。那时，达城没有电，照相在室外。城区居民用桐油、菜油灯照明。主要交通街口夜间照明，用灯杆撑着铁皮三角灯，每晚由更夫点灯。很多商铺门前挂着灯笼，灯笼上写着商号名字。1943年，李海渠、彭剑秋等人在凤凰头兴办弧光电灯公司，开启达城用电照明新时代，在正街、后街、衙门口安装了10余盏15瓦路灯。电力不足，灯光暗红，忽闪忽闪，达城人叫“鬼扯火”。照相在室外拍摄状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60年代。

汇川通照相馆开办时，生意火爆。吸引不少青年人拜师学艺，达城后来开了不少照相馆，其老板或摄影者多出自汇川通门下。那时，驻城军官、江湖大爷、地痞流氓，照相赖账不给钱，将枪砸放柜台，时有发生。

任乾初：（1907—1987年）任选清长子，自幼聪明，勤奋好学，中学毕业随父学习照相，1930年，任选清因年事已高，把汇川通相馆交付任乾初打理。后来，时代相馆、青年相馆等相继开业竞争，任乾初安排三弟任中和、五弟任吉正分别在人民公园、大北街开办汇川通相馆分馆。三弟、五弟为人谦和，头脑聪明，人像艺术、多重曝光摄影是他们得意之作。三家相馆，连锁经营，品牌效应，相得益彰，质量取胜。解放前一直是达城照相业的创新者和领跑者。

任乾初既为共产党员陈毅、进步学生张爱萍等拍过照，也为逃亡达县河市坝的军阀吴佩孚留过影。1948年，他将照相、钟表、镶牙店组成联合工会，任理事长，设工人特约诊疗所，有困难的工会会员，可以享受减费或免费治疗。他还在梅葛庙（京剧团）开办业余文化班，请老师教习工人文化知识和唱歌。任乾初思想进步，与张爱萍、魏传统、张元昌等进步青年学生成为朋友。张爱萍等人常以赏文、观画、摄影为名，在汇川通相馆召开秘密会议。一次，反动当局得到密报，派出军警，荷枪实弹，突临汇川通相馆。任乾初临危不惧，将他们掩护至后门安全撤离。任乾初还掩护过革命者王维舟到万县。张爱萍与任乾初交往，对摄影产生了浓厚兴趣。1941年，张爱萍在苏北抗日战场上缴获一部德国制造的相机，陪伴一生，拍摄了大量战地摄影，留下珍贵的历史影像。在这些共产党人的影响下，任乾初的二弟任吉亨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红四方面军书记员。四弟任元良参加中国解放军，在解放舟山群岛战斗中荣立三等功。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两次去绍兴拜访“四爸”任元良，他已是名贯浙江的西画家，带我游览鲁迅故居、秋瑾故居、大禹陵、沈园等名胜，在孔乙己咸亨酒店喝绍兴老酒，吃茴香豆。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飞机多次狂轰滥炸达城。任乾初和三弟任中和一起冒着生命危险扛起座式相机，四处抓拍，拍下帝主宫、省达中、中山公园（人民公园）、老车坝等被炸的镜头。1949年12月，达县各界商人自发成立达县临时治安委员会，任乾初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不怕国民党特务暗杀，到亭子与解放军接洽商谈和平解放事宜。12月15日，任乾初带路，中国人民解放军由通川桥进入达县城。

相馆发展简况：达城解放前照相馆除汇川通外，另有文华街行署对面覃光清开办的“青年”，大东街柏鸣清的“新艺”，公园袁生平的“时代”，大北街赵尚云的“吾庐”等。

1956年，汇川通、红星、时代、绍成4个私营相馆，组成合作照相组。后汇川通、新艺、青年、吾庐、青青、通川、美丽、石桥、亭子等9个私营相馆加入，组成了两个门市，即通川相馆一、二门市。1958年改为公私合营，分通川相馆和汇川通相馆两个核算单位。后增设公园相馆(不久即撤销)和滨江相馆，1966年转为国营，此时有“通川”“汇川通”“青年”“滨江”4个门市。1969年组成工农兵相馆一个核算单位，下设4个门市。改革开放后，达城不少私营相馆开办，为适应市场竞争，1981年，组成三个门市分别核算，取名：工农兵相馆，真容相馆，通川相馆。

1982年9月，增设通川照相器材门市，地址文华街。经营照相机、各类胶卷、影印相纸、摄影药水等。工农兵相馆、真容相馆也都增加器材兼营业务。

汇川通相馆：1956年达县专区人民医院用翠屏路21号房屋与之调换，一楼一底共342平方米，设暗房冲洗、照片加工室，楼顶花园摄影等。公私合营时，更名为“公私合营汇川通相馆”。1966年转为国营，1981年改名为“真容相馆”。1984年增设“彩扩”业务，填补达县地区彩照影印空白。

青年相馆：1943年覃光清开办，文华街行署对面，1956年参加合作照相组。1958年公私合营，仍叫青年相馆，1966年转为国营。1969年是工农兵相馆三门市。1975年在原址新建565平方米的三楼一底楼房。1981年更名通川相馆。

红星相馆：余自觉1953年开办，一楼一底共177平方米,地址:翠屏路原一食堂隔壁。1958年参加“合作照相组”，扩组后为通川相馆一门市。1958年公私合营，1966年转为国营。1969年为工农兵相馆一门市。1981年更名工农兵相馆。

滨江相馆：1958年公私合营时新增的门市，珠市街与南门口衔接处，前身是一家绸缎商铺。1966年转为国营，为达县第一相馆附属门市。1975年6月该相馆撤销，人员、设备并入工农兵相馆。

任吉正：（1927—1997年），照相世家，任远清子，善人像拍摄，中等个，瘦弱，留八字胡，面目慈祥，衣着整洁，从少年到古稀之年一直剪学生头。他说，这个发型是上小学时，父亲带他剪的。他逝世前遗言：入土前，一定要剪学生头，梳理整齐。

任吉正是我姨父，家中排行第五，同事叫老五，我们亲戚叫五爸，他养育5个子女，生活颇为艰辛。二十世纪60年代，任吉正常扛着木质三角架照相机去大巴山为乡民照相，翻山越岭，毫无怨言。我读小学时，父母去了外地，外婆含泪请姨父姨妈照看我，五爸爽快说“添人添筷，我们照看。”

任吉正善良真诚，与世无争。那个年代，不少人结婚或生日团聚其他庆祝等，要去滨江相馆拍照留念。至今，不少曾经在滨江相馆照相的人碰见我说：“你五爸任吉正是一个好人，每当翻阅过去的照片，就会想起他常吟诵的楹联：携手而来瞬间摄下百年情谊，欢颜而去凝眸常忆昔日欢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