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塞文侠”的淬炼与作为

——简评杨牧至诚巨献《我的非虚构档案》

蒋涌

2025年7月，新疆石河子市人民政府在已建成的“艾青诗歌馆”内增设“馆中馆”——“杨牧诗馆”，杨牧捐出艾青为他书写的条幅“朝向光明走的时候，不要忘记后面有影子”，作为自己的“镇馆之宝”。这一刻，一个素来为人低调的望重作家，在全国读者面前更加清晰地显现一个饱览世事、笔力雄健的“边塞文侠”的睿智与豪爽，及其传世文本的厚重与隽永。作为名播国内外的大西南、大西北两大诗歌重镇的骁勇主将，杨牧以成名作《我是青年》振聋发聩的发声“减去十年”，是第一个挺身而出拒绝认领“十年动乱”非理性、非人道的“垃圾时间”的中国作家。他新近问世的呕心沥血之作《我的非虚构档案》（纪实文学《天狼星下》完整篇）前后耗时四十年，篇幅长达九十余万言，真诚真切地倾吐益世、益人的肺腑之声，在中国文坛，是此类题材至今为止最夺目、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树立了一个值得追随效仿的笔墨榜样。

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第二部《1918年》开篇题记中写道：“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这段话，很适用概括杨牧的漂泊与流年，厄运与蹉跎。只须把清水换作冷水，把血水换作泪水或雪水，便与他纯粹而坚毅的品格相匹配。在杨牧这里，土壤的平安与个人的平安，国家的荣辱与个人的荣辱，从来是母与子般的血脉交融。审视一个人的命运，离不开审视一个国度的命运、时代的真相。道路在大地上绵延起落，它从不嫌贫爱富，从不宠贵辱贱，始终一视同仁地遵循着逻辑上的同一律；而踏上道路的人却运程有别，逃逸不了一双翻云覆雨手任性而为的随机性和莫测性。

正如杨牧诗作《过客》所吟叹：

在十字路口，总是做最缜密的思忖

最终仍是走了其中的一条

其实世上没有什么可以选择

走过了才能做出判断

一、少年经历“桃李劫”

杨牧，生于1944年3月，当代著名作家。据杨门族谱、异地方志、述史典籍、勒石碑铭已有脉络清晰的确凿印证，他是嫡系明朝正德、嘉庆两朝首辅杨廷和之子杨慎（升庵）的第十四代后裔。杨牧童年居住的院落是当地有名的“花房子”——即所谓在麻将桌上遇到误打、少摸造成短缺牌张，被称无缘“胡”牌的“花房子”。杨牧戏称，这对他来说似乎是一种宿命的暗示，住进院落的人，遭逢了生不逢时，身不得遇，南辕北辙，事与愿违，说不清是偶然还是定然。

民国时期，杨牧的父亲杨达善是知书达理、性格谦和的地方绅士，他原本是一位享受乡居生活的逍遥自在的文艺爱好者，不吝扶困济危，舍得仗义疏财，被举荐担任一地方小吏。后来，他因出任过旧政权的基层“伪职”系“有产者”，家庭成分被划为“黑五类”，它近似印度将人群划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等级的种姓制度中的贱民阶层，人见人弃，人见人防，“无故加之”与“骤然临之”成了常态，不仅个人深受其累，沾亲带故的人也难免被牵连。一个特殊时段里，大行其道的封建文化，变成引领潮流、左右实践的公允时尚，这是宿命派送杨牧的一份童年底片，今时看来荒唐，昔时看来堂皇。一粒上帝投下的骰子，以不容置疑和抗拒的绝对威权，决定着一个人、一个家庭的荣辱浮沉，时也，运也，命也。每一个当事人，选项只有两个：要么玩人，要么完蛋，良知的大堤渐次裂缝坍塌，惨不忍睹，梦犹惊魂。

杨牧自幼外貌阳光，头脑灵光，是口衔笔杆出世的读书种子，他不但在校功课领先班级、年级，课外还自制乐器吹拉弹唱，无师自通作诗作画，也是热衷地方戏剧和民间艺术的痴迷票友，具有多才、多艺、多情趣的课余爱好和不俗潜质，这并非夸张。作为一个县域罕见的被保送重点中学的优等生，他的学业前景光明，成才道路平直坦荡，然而，不可知的神秘力量偏拿他开了一个“超级玩笑”。新学期开课，授课教师要同学们提起笔来，将《语文》课本的艾青诗作《大堰河——我的保姆》打个叉。全班同学不吭一声就提笔打叉，唯独杨牧事先预习过课本，惊诧地举手提问“为什么？”这一问酿就祸端，班主任认定艾青坏，杨牧也坏，在他的操行评语中写上“思想反动”，毫不手软地给他致命一击。其时，学校领导被政治情势所迫，纵然“爱其才，悲其遇”，也想保、难保、不敢保，将一个上正册的“保送生”打入“除名生”的另册，悲哉。

一张除名告示，活脱是“黑色幽默”的罕见文本，显露出“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扭扭捏捏。在今天看来，学生的提问并无不妥，没必要小题大做。校方毕竟底气不足，试图以“勒令退学”掩饰已成定局的“除名”，恰似钱钟书调侃的魔术师的飞刀，表面上甩出去了，最终刀把子还是捏在表演者的手掌。当初，14岁的杨牧尚不认识“勒令”的“勒”字，翻了《新华字典》才弄清了读音，懂得了含义。校方扯出一块遮羞布，大玩高深，待河清海晏那一张虚与委蛇的告示，留作有辱斯文的“不光彩”。身为人之师，始作俑者为何煞费苦心狠下毒手，唯有到阎王殿了却一桩悬案。

一扇校门戛然关闭，杨牧由学子变为庶民，而居心不良的连环拳依旧死缠暴打，视他为刷存在感的天赐活靶，罗列罪名不嫌其多，坏运道遵循“马太效应”接踵而来。杨牧自知百口莫辩，只得选择“破帽遮颜”的躲闪沉默，却不愿接收免费馈赠的“莫须有”罪名。他拿诗行当疗伤药，以自学成才当护身符和转运宝，暗自拭去附身的墨污唾沫，保留一抹高贵微笑去回击铁石心肠。失学回家，他顾面子强装没事，心里却灰溜溜，眼见家里没有了烧炭，便与同院伙伴去深山里挑烧炭，往返途中惊喜看到区公所门前的黑板报上，抄写着他署名的诗作《生活越过越幸福》，可叹，正值苦果难吞的时节，命运拿亲手种植的两个“越”字，选择他作逆来顺受的嘲弄对象。

杨牧血性犹在，尽管被剥夺了一所学校的就读资格，却万万不能自弃期冀于无望、无颜、无奈的生存窘境，他需要振作，重塑崭新的自我，先是自修了高中教材，紧接又报考西南师范学院进修中文系课程。当恶意要把他打入蛮荒时，他惕厉奋进在大学的围墙之外，努力提升自己的素质，不顾一切地撒开一双赤脚，不怕乱石扎脚，不畏荆棘阻拦，迎向现代文明的绚丽彩虹。然而，随着他发表作品的数量越来越多，层次越来越高，一个“宕渠诗才”的名号插翅高翔，激怒了他的嫉妒者和仇视者，他们组成“默契战线”，缔结“阴暗盟约”，接连以华丽口号和时尚概念包装起见不得阳光的卑劣勾当，他们各行其是、各显其才、各露一手地扮演了告密者、诬陷者、作恶者的多重角色，对杨牧轮番实施穷追猛打，放暗箭，舞明刀，假“正义”之名，行落井下石之实，急欲置杨牧于死地。

所幸，少不更事的杨牧，栽过一个大跟头而痛有所值，从此，他被错误和挫折教训得比较“省事”，乃至比较“聪明”，懂得了谨言慎行，韬光养晦；学会了“打落牙齿和血吞”，能忍人之所不忍。他认清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的客观存在，与他们叫阵势单力薄，与他们缠斗得不偿失，在“生死之地”他彻悟“存亡之道”，选取“三十六计走为上”的计策，决意踏上凶吉未卜的流亡之路，寻觅一线属于自己的生机和希望。他知道可选的出路实际上只有一条：西出阳关，到陌生的人群中，去从头做起，而新疆则是最佳选择。因为，那块广袤的土地容得下很多的人，不光是人才，也包括人（劳）力；再者，他的偶像——被送上祭坛的“诗神”艾青在那里，他渴望带着自己的作品去“朝圣”。几经辗转后，他在兵团农场苦觅到一个“劳动管饭”的“工作岗位”。

杨牧眷恋“生于斯、长于斯”的热土，眷恋亲情、友情，他的心灵是赤诚纯洁的，热血是永不冷却的，但是，他知道自己的人生理想尚处于带有“不确定性”的“未完成式”，怎甘就此作罢？那首20世纪30年代的响彻校园的青春之歌，萦绕耳畔，激荡胸臆：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二、苟全荒莽思穷通

身为一个专业作家，杨牧有两张可供“环球游”使用的文化绿卡：一首诗《我是青年》，一部书《我的非虚构档案》。

杨牧新作《我的非虚构档案》，囊括了他已走过的八十轮春秋，它是一个经数十年打磨才日臻完善的经典读本。1988年3月，杨牧长篇自传《西域盲流记》由《传记文学》全文发表，次年9月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时期十年优秀作品奖；1990年3月，《西域盲流记》易名《西域流浪记》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1993年，《西域流浪记》增订本《天狼星下》，由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改名为《从盲流到诗人》连载47期；1994年3月，篇幅长达38万字的经再次增订的《天狼星下》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1月，经四川、新疆两地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后，《天狼星下》获中国广播文艺政府奖；2025年7月，《天狼星下》的完整版《我的非虚构档案》由河北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字数从出版的38万字增加到92万多字。一部书，经作者锲而不舍的多次修改，前后时间累计四十年左右，真是一个精心打磨的纪实范本。它自问世起就给无数读者带来惊喜，社会各界的评论几乎是“一边倒”的誉满天下，已深深扎根于读者记忆。它绝非一般止步于成名的“敲门金砖”，而是一部以个人命运折射出民族命运的警世之作，是一个人的生命史、磨难史和文学史，也是当代社会的真实缩影和时代进程的客观再现。由此，它不乏不胫而走的传播力，以及经得起疾风吹、烈火烧的传世品质。

这部书的独特魅力何在？对它评论文章早已铺天盖地，笔者从查漏补缺的角度审视，至少还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作者立言具有“文侠气度”，因为，在社会转型期的语境下，不少书写者或为名利所动钻进了钱眼，或患上“犬儒文学”常见的“营私猥琐症”，写古不写今，写远不写近，写小不写大，写虚不写实，写假不写真，一阵阵偏离文道疾奔，尽数抛开了自己的社会责任，辜负了读者的热忱期许。杨牧则拒绝跟风奉迎，他保持本色的自我，不吭一声地以笔锋与庸俗“时尚”划清界限，心无旁骛地跋涉文路，作为一个时代、一段历史的在场者、见证者和再现者，他身在、事在、思在，做到了眼到、心到、笔到，他虽未付诸自己属于什么书写派别的言辞，却做到良知在场，道义在场，思考在场，承担在场，作证在场，他以坦荡、睿智、冷峻、严谨的书写，呈现出“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的赤诚襟怀，令读者眼际一亮，为之动容，庆幸自己结识了一位可遇不可求的真性情、真书写的真作家。

其二，作者具备“天地意识”的文化自觉，其字里行间传承着“汉唐气象”。《天狼星下》曾拟书名《不是苦难，不是风流》，似乎换作“天狼星下”更为贴切，“天狼星”贼亮，在民间看来不是“福星”，是“灾星”，这与作者流亡大西北的漫长历程是般配的，是一程程艰难求索的时空背景。“天地意识”自然是冲破了经营“小我”的藩篱围困，立足大地而神思凌霄，游笔于无限时间与无际空间，不受时序、事序的羁绊而自由逡巡古往今来与苍茫穹空，放纵无穷无尽的想象力，换一句话说，即是不受外力左右，没有思想牢笼，我笔写我心，无论检索《中国文学史》还是《世界文学史》，那些伟大的书写者无不具备上述特征，有如此行笔气象，恰好说明杨牧步入文学佳境，正当文学嘉年华。

其三，作者处于历史拐点，是一位带有“一迟”“一早”的过渡性的、符号性的中国诗人。所谓“一迟”，是指被动地受它因、它势所左右，屏息噤声近二十年，“苟全性命”于外，“蚌病成珠”于内，尚拿不出能叫响“独唱”作品，无从证明自身实力；所谓“一早”，他凭籍成名作《我是青年》，最早拒绝认领非理性、非人道的十年“垃圾时间”，以一个诗人的孤傲、孤愤、孤勇，发出振聋发聩的文坛先声：“减去十年！”他的诗作是凄清莫名的噙泪自嘲，也是打碎精神桎梏思想的觉世呐喊：“……哈，我是青年！我年轻啊，我的胡大！就像我无数年轻的同伴——青春曾在沙漠里丢失，只有叮咚的驼铃为我催眠；青春曾在烈日下暴晒，只留下一个难以辨清滋味的杏干。荒芜的秃额，也许正是早被弃置的土丘，弧形的皱纹，也许是随手划出的抛物线。所以我年轻——当我们回到春天的时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哈……我们都有了一代人的特点！老实说，我不怀疑我青年的条件。三十六岁，减去“十”，正好……不，团龄才超过仅仅一年！”这样诗作，是控诉，也是誓言，一自问世就引发万千心弦的热切共鸣，达成社会共识。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杨牧代表民心向背，对清算“十年动乱”的祸世折腾，扮演了一个先觉者、倡导者、力推者的特殊角色，功不可没。

其四，作者在西部题材中独树一帜，文本极富不可遮蔽的审美价值。中国现代作家研究书系《杨牧论》，收入的《当前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西北大学西部文学研究所<天狼星下>讨论纪要》中，彭岚嘉指出：“它所描述的盲流与农工的生活，在此之前虽已有所表现，比如鲍昌的《盲流》、赵光鸣的《石板屋》《乐土驿》《西边的太阳》、董立勃的《黑土红土》、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泥日》等。但我们进入《天狼星下》所构建的文学世界中时，却得到的是不同于以往的艺术感受和思想启示。”很简单，《天狼星下》是一种有别于过往的艺术存在。首先，它以小我的故事带出属于大我的群体世界，既不是支边知青，也不是服刑罪犯和普通盲流，它是属于绝境中突围的求生者，不仅没有任何依傍背景，还带有不为社会环境所包容的原罪和污名，它讲述的盲流群落的另类故事，内心有着不敢流露的流亡者的莫名悲怆；其次，西部文学的大家张贤亮的中短篇作品《灵与肉》《肖尔布拉克》《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和陆天明的系列长篇作品，均是小说体裁，包含虚构情节，杨牧的作品是非虚构的纪实体裁，他的文字具有来自大漠荒莽的辽阔、沉雄、粗砺、浑朴、清冽、真诚与优雅，极富原始与现代、文明与野蛮、希望与幻灭、挣扎与扶助、窒息与释放、打压与提携等所构成的互相排斥又互为补充的反差强烈的审美共鸣和冲击力；再次，古人云：“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杨牧出手的作品，虽然未必称得上是趁时应景，但它无疑饱含并弘扬着中华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文化精髓与伟大精神，作者在乎的是立言千秋的恒久性，绝无企图受宠一时的投机性，它与急功近利的文墨两相对比，高下立判。

其五，作者以不落窠臼的书写唤起了读者的好奇心。杨牧经历的传奇性，西部景观和生灵的神秘性，时代背景的特殊性，非亲历者不解其中味的超想象性，打开宿命魔方的不确定性，遭逢“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怅惘和“无中生有”的诬陷的莫名惊诧与莫解疑窦，否极泰来的始料不及和云开雾散的百感交织，在同代看来堪称幸存、幸运，在隔代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这种文本自身所具备的不可替代性，对长期盲目跟风的阅读市场如同下了一场“及时雨”，调节了商家“一哄而起”出书而读者“不为所动”弃书的供需错位，很快热销市场，出现一书难求的“短缺”。读者手握一册书，好比手握一把打开艰难时世的荒诞魔窟的神奇钥匙。作为“天降大任”的种子选手，作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现象级”人物，他所讲出一则则独享知情权和知识产权的真实故事，警示后辈不被口号蛊惑，表象迷惑，从众心理困惑，大凡歧路岔口投掷脚步，须得慎选慎行，不走错路，不走弯路。

在一轮轮不知所向的漂泊路上，来自原乡的有罪推论、恶意诬陷、歹毒纠缠等理亏气壮，如影相随，从不消停。坎壈困顿之时，杨牧谨守君子节操，接连出拳猛击，绝不认怂，绝不未被他败先自败的举白旗，哪怕混得灰头垢面，沉沦异乡。他既自省、自励，也自警、自诫：

“其实，我心里更明白，我有一个流浪的形，但缺乏一点流浪的魂。尽管被迫闯荡出去，但寻“正道”仍是我心中最神圣的圭臬，甚至对那种飘蓬无根还洋洋自得的“痞子型流浪”怀着几分蔑视。我深深知道自己是出来找工作的——‘工作’！‘工作’！工作一词在我的家乡是有特定含义的，它可以是工人，可以是干部，也可以是挖煤或撑船的，独不包括农民的劳动，也不会包括无根的流浪，因为只有前者才有旱涝保收型的收入。”

上述文字折射的观念，或者换一种视野多少带点封建文化所默许的身份与人权不平等，但是，在当时作者所处的特定环境，尽管“同是天涯沦落人”，却格外珍视不甘沦落的“人的灵魂”，那正是“黄沙吹老了岁月”，依旧守护完好的“作人的高贵”。这是作者之所以能闯过生死一线的关隘，一次次在求告无援的绝境中突围，是一个值得嘉许的诠释。

台湾“诗魔”洛夫在名作《湖南大雪》中，抚今追古，悲慨万千：

我们风过，霜过，伤过，痛过

坚持过也放弃过

有时昂首睥睨，有时把头埋在沙里

那些迷惘的岁月

那些提着灯笼寻找自己影子的岁月

都已是大雪纷飞以前的事了

今夜，或可容许一些争辩

一些横眉一些悲壮

想说的太多，而忘言的更过

哀歌不是不唱

无奈一开口，便被阵阵酒嗝逼了回去

《断崖》一诗，杨牧倾诉出一份颇似岳飞名词《小重山》“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那一类莫名愁绪：

呼叫的痛苦都不是痛苦

痛苦是永远叫不出声的

发现是已在记忆中凝固

血泪风干，沿着缝隙簌簌地坠下

砾石叩响谷底闷闷的苍韵

早在延安时期，王震将军与艾青就是一武一文的革命同志。在非常年间，王震将军麾下的石河子的“八师大院”，数百人中竟没揪出一个按人头比例分摊厄运的“背时人”。因此，身负冤屈的艾青被流放至此，不单没挨批斗，还受到“就地保护”，甚至住进“首长楼”不受干扰，出入大门卫兵即向他立正敬礼。杨牧赶来拜访艾青时，被眼前的场面所震惊，所感动，心弦激荡：“石河子，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他庆幸艾青真是值得自己一世推崇，但他始终把课堂举手提问而经历的“桃李劫”深藏心中，乃至纵然备受艾青器重予以亲自接见和捎话召见，他也从未透露过只言片语。

于是，杨牧更乐意“认他乡作故乡”，对属于自己的每一份工作毫不懈怠。他趴在帐篷里描图纸时，曾即兴图纸背面写下诗作《经纬仪》：

春风拂动鲜红的旗帜，

白云擦亮挺立的标杆。

在水珠似的观测镜里，

我瞄着大地的经纬仪。

经纬仪啊，你就是我明亮的双眼。

好一颗晶莹的小水珠，反射着整个太阳的光焰。

好一个透明的观测孔，集聚着世界的万象纷繁。

经纬仪啊，我在用全部的身心察看……

这首诗，杨牧似乎有余兴未尽的省略或留白，不太多的字句间，感受出他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一颗“晶莹的小水珠”反射的“太阳的光焰”，“好”，“好”，是他心眼里冒出的赞叹，一个爱岗敬业的好青年的爽朗形象亦跃然纸上。此刻，读者从中不难察觉，诗人已见“微”知“著”，觉得世界变“大”，道路变“宽”，某种对他产生吸引力、感召力的美好憧憬，激励着他迎向凸现地平线上的旖旎远景。

诗人杨牧与日后驰名远近的学者易中天、作家陆天明，尽属大漠黄沙中的垦荒者队员。尤其是148团的杨牧和150团的易中天，都具有“十年磨一剑”的艰辛历练，都分属团级宣传队的“同级编剧”。根据杨牧书中记载，易中天自从结识杨牧后：“几乎每周都骑着自行车、冒着浓烈的‘乐果’味穿行数十公里戈壁来‘以诗会友’。易中天有个显著的特点，机敏过人，记忆过人，他可以将读过的古诗、名言、‘样板戏’台词乃至风靡一时的长诗《高高的白杨树》信口背出。”他俩切磋合作过一些作品见诸报刊，从《新疆文学》直至《诗刊》。高考恢复后，易中天动员杨牧和他一起去考研，杨牧为家室拖累去不了。于是，易中天遗憾地说道：那我们分道扬镳吧，我去上学，你写你的诗，待我学成，我就再为你的诗写论文。易中天真有“志在必得”的胆魄，他在床头贴了一张“三个月夺回十年”的纸条，夜以继日，果然夙愿得酬，以高中生的身份考取武汉大学中文系，去攻读硕士研究生课程。

戈壁滩或为受难者的坟墓场，或为觉醒者的悟道场。鉴古观今，纵使缄默无言是无奈，亦不失为一种内敛与克制的一种君子之风！

三、凭栏唱响“未央歌”

数十年过去，杨牧结束“否极”获得“泰来”，他的“第一故乡”四川渠县入选“中国诗歌之乡”，“第二故乡”新疆石河子市入选“中国诗歌之城”，先后授予他“宕渠之子”“石城骄子”及“荣誉市民”的荣誉称号。两个“故乡”，对他从“排斥”到“接纳”，从“引以为耻”到“引以为荣”，那是从“非人”到“人”的回归，人的价值从“贱”到“贵”，人的尊严从“无”到“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杨牧沉寂已久的诗韵如同地心深藏的熔岩烈焰，一发不可收地火热迸发腾空，以个性鲜明的诗质照眼醒目。他的诗篇《我是青年》，荣获1979—1980全国中青年诗歌奖（系五四以来的首届中国新诗奖），并作为获奖者代表致获奖感言，真是众目灼灼的文坛殊荣；他的诗集《复活的海》，荣获全国第二届（1983—1984）优秀新诗（诗集）奖（比第一届鲁迅文学奖还早两届），1989年11月再次荣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优秀文学艺术成果奖”一等奖；由杨牧全片配诗的大型艺术片《西部畅想曲》，1987年5月荣获中央电视台第一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一等奖，1988年6月再次荣获国家广电部、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题材电视艺术“骏马奖”最佳奖。与此同时，他接连入选西藏《拉萨日报》、四川《星星》诗刊等单位各自组织全国读者评选的“中国当代最受喜爱的十大中青年诗人”，各级、各地报刊和出版社的约稿函（电）纷至沓来。走出厄运当头的“阴暗的早晨”，杨牧不再被组织打入“另册”，终于被视作一个“自己人”，挺起胸膛出现在中国文坛的荣耀阵列，作品获奖的消息和证书像雁只飞来，众望所积的喝彩与掌声不断涨潮。那闪亮日子里，信任，肯定，提干，重用，让他凸现“天生我材”的立身尊严和生命价值。可以说，他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荣辱与共，国家的长治久安即是个人的锦绣前程，国运的“大好年华”即是他生命的“黄金年代”。他先后被拔擢为新疆石河子市首届作协主席、《绿风》诗刊主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首届文联副主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副主席，奉调回川后担责四川省作协党组副书记、兼任期刊领导小组组长，继任四川省作协常务副主席，《星星》诗刊主编等职务。他早已修炼成淡泊名利、宠辱不惊的“金刚不坏身”，专注于做事、作文，不恋位，不专权，始终保持光明磊落的书生操守，当为则为，当隐则隐，热心举荐贤才，甘愿充当人梯。创作天地是杨牧与生俱来、陶醉忘返的“乐游原”，他不甘愿一块“自留地”疏于耕种而“田园将芜”，一部《我的非虚构档案》就在如此心境下收官圆功。他的丰硕文果和独慎操守，博得乡人看重、时人推重，2017年11月起，中国诗歌学会和渠县人民政府联袂设立“杨牧诗歌奖”，至今已举办三届。

杨牧与周涛、章德益合称新疆边塞诗人“三剑客”，与“西部歌王”王洛宾亦属文友、艺友、患难之友的“三友”知交，正如诗人杨匡汉所言，他长期生存在“第二故乡”：“他深深地爱上了准噶尔的气质和追求，爱上了真率与坦荡、粗犷与爽快、豪放与乐观、通达与深远。”因此，“这一切，使他的诗蒙上了直率、明朗、开阔的色彩。他的诗不是一些宁静平和的词章。如果把我们不无荆棘但希望在前的事业、我们不无艰辛但蓬勃向上的生活比作火山口，那么，这火山口在诱惑着杨牧，他从这里取来火光，投映到他笔下的事物中去。”真是，杨牧无论做人做事、作诗、作文皆颇具准噶尔性格，像那一片大地和那里的人一般宽宏大量，能接洽高贵，不嫌弃卑微。他不计较自身无法选择的时代“大”与“小”，时代欠缺过他，他没抱怨时代；时代补偿了他，他报答了时代。

芬兰华裔知名翻译家奚梅芳，曾系上海到新疆的“支边知青”，她为杨牧的书写动心，动容，眼噙热泪，心潮难平，热忱向世界推介杨牧，她写道：“我惊叹杨牧先生的才华，他把那特殊生涯表现得令人荡气回肠；我佩服杨牧先生的坚韧，虽然他的经历多灾多难，但毫不气馁，坚忍不拔；我更赞赏杨牧先生的求实精神，他在记叙自己的坎坷历程时，不借题发挥，不自我炫耀，更不得理不饶人，他的朴实、真诚、宽厚，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美德。我断定他是一位可交的朋友，便主动和他通讯往来。”字句中饱含着读懂作者的倾慕与欣慰。

中国文坛的群英榜上，杨牧亲笔签署了一个值得自豪的庄重姓名。他笔耕六十余年，大写诗文，即是大写“人”字。他的故事和他的诗文，将留作“两全其美”的传世佳话。

刊于《现代艺术》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