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艺术》|李自国:两个故乡之于个人与时代的“双重档案”
李自国,笔名西村,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四川省诗歌学会副会长,一级作家,获国家期刊出版工作30年荣誉奖章。《星星》诗刊原副主编,现为编审。出版诗集18部,作品入选百余种选集,并被翻译为多种文字。获四川省文学奖、新诗百年优秀作品奖、郭小川诗歌奖等。 两个故乡之于个人与时代的“双重档案” 李自国 在杨牧先生的《我的非虚构档案》中,一条清晰的生命轨迹一一“两个故乡:从四川漂泊到新疆,再从新疆回归四川”,不仅勾勒出一部深邃的个人回忆录,更熔铸为一部交织个人史与时代史的厚重文本。这部作品以其对历史的虔诚凝视与对文学的审美构筑,为20世纪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谱镌刻下一份珍贵的个人档案。 核心价值:从“情感故乡”到“生命档案” 马丁·海德格尔洞见性地指出,人的存在与其栖居环境密不可分,他赋予诗人“还乡”的天职,视其为“返回与本源的亲近”。杨牧的《我的非虚构档案》,正是对其生命“还乡”之旅一次系统而档案式的梳理。他以寻根者的姿态,挥动诗人那富于想象力且细腻如丝的笔触,完成了从寻觅精神原乡到确认生命本源的灵魂跋涉。全书81章,气韵贯通,环环相扣,首尾相衔,宛如精心编织的经纬,共同锚定了其个人生命史的坐标原点。杨牧先生秉持严谨近乎考据的态度,对关乎“两个故乡”的人、事、物进行重新审视与框定,使其升华为一份可传诺后世、沉甸甸的个人与时代的“双重档案”。 在书末的后记中,杨牧先生坦露心迹:“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愿望,将我一生的所经所历、所闻所见都记下来。”如果说诗歌中的乡愁是诗人杨牧情感的咏叹调,那么纪实性的故乡书写则构成了其哲学上的皈依与生命本质的最终确认。在历经一生风雨沉浮、功成名就之后,杨牧选择回望生命的起点,直面“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两个终极叩问,并给出了他迟暮的答案。他将“两个故乡”的一切——那烟雨迷蒙、风沙漫卷、亲人故旧、苦难磨砺与脉脉温情——悉数内化,沉淀为自身精神宇宙不可剥离的基石。这是一位漂泊者在完成其漫长精神循环后,对生命源头、逝水年华以及神秘造化的崇高礼赞。 从象征到立体:深远的现实性与文学意义 深人文本肌理,其强烈的现实指向性与时代气息扑面而来。《我的非虚构档案》实现了从象征性符号到立体化存在的跃迁,以丰沛的姿态彰显了文学记忆在当代语境下的独特价值。在这个信息泛滥而意义稀薄的时代,杨牧以其沉稳深邃的叙事笔调,示范了如何通过回溯过往以烛照当下、通过梳理记忆以安顿灵魂,是与现实持续对话的鲜活方式。 《我的非虚构档案》为当代文坛留存了弥足珍贵的记忆切片,其史料价值难以估量。20世纪80年代初,杨牧以《我是青年》一诗震动诗坛,声名鹊起,后执掌《绿风》《星星》两大诗刊,成为“新边塞诗派”的领军人物。书中翔实记录的文坛交往与诗歌活动——如《冒牌青年》《绿风,绿风》《从三人行到〈复活的海》》《布后街二号》《天降“炭丸”》《<星星>的天空》《台北雨》《“闯祸”》等篇章一一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特别是新时期诗歌发展的脉络梳理,贡献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历史细节与现场还原。 尤为可贵的是,该书超越了纯粹个人史的藩篱,致力于为“小人物”树碑立传。它以文字为烛,点亮了许多如“野草”般顽强生存的“小人物”的生命微光,深情记录了杨宗策、张俊生、杨吉庆、姜大哥、姚文培、张鹄翔、王秀莲、鲁作三等众多底层普通人的悲欢离合。“他们有过怎样的生趣,怎样的喜乐,怎样的哀伤,或其他种种......”这些名字与故事因本书而被铭记,使作品升华为一部为无名者作传的民间史诗。 该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完整、有始有终的纪实文学经典范本,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位诗人如何穷尽一生的时光与笔力,去追寻并最终回答“故乡”这一永恒的人类命题。它不仅是杨牧个人创作版图上的一座无价丰碑,更是中国当代非虚构写作谱系中,关于“故乡”书写的典范之作。 刊于《现代艺术》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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