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那边》：接续“红岩”一脉，彰显信仰力量

冯晓澜

《山那边》是一部致敬红色经典、接续“红岩”一脉、彰显信仰力量的现实主义力作。作者廖提双自1982年起深耕大竹地方党史的征集、编研与宣传工作，数十年笔耕不辍，不仅撰写了多部史料著作，创作了大量红色题材文学作品——其编剧的电视剧《华蓥血魂》曾在四川电视台播出，还撰写出版过大竹杰出人物之传记《探花江国霖》《彭友今传》；退休后仍怀着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和弘扬革命传统的责任担当，深挖竹乡革命历史并坚持创作，《山那边》正是其化史为文、运用文学手法，反映大竹这方热土革命浪潮在信仰引领下滚滚向前之长篇代表作。  

《山那边》这部18万字的长篇小说，以竹山县（即现实中的大竹县）地方党史上的若干史实为素材，以当地著名革命烈士为原型创作而成。小说以川东北竹山县山区为背景，通过主人公姚楷的成长轨迹与革命历程，勾勒出一幅兼具信仰深度与乡土温度的波澜壮阔之革命斗争画卷，既展现了革命年代个体的精神抉择，也折射出集体抗争的时代洪流。小说的核心主题不仅仅是反映人民大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推翻封建压迫的革命浪潮，更重要的是书写了信仰对个体精神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有信仰，才是中国革命得以最终胜利的源泉和保障。对信仰的崇尚与执着的坚守，是一个人精神的脊梁。主人公姚楷的成长之路，正是信仰从模糊走向坚定的过程：为获得父亲对革命的支持，他曾妥协于“传宗接代”的传统要求。这种个人情感与集体事业的冲突，凸显了革命道路上的现实困境——信仰并非空中楼阁，需要在世俗牵绊中寻找平衡。姚楷舍小家、为大家的抉择，正是具有坚定信仰的革命先烈奋不顾身抛头颅洒热血的真实写照和缩影。

竹山事变、章家场起义等事件，以及《山那边好地方》《花儿遍地开》等歌曲的穿插，进一步将信仰具象化为对“山那边”理想社会的向往。小说中的“山那边”，指的是大竹县的“山后”地区——1927年，达州市第一个党组织杨通乡特支在此诞生；1938年后，这里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基地，被誉为“小延安”，并直接推动了1947年的张家场起义。这里的“山那边”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跨越，更是精神世界的突围：它代表着摆脱压迫、实现平等的革命愿景，是支撑姚楷、徐英培等革命者战胜苦难的精神灯塔。小说通过个体选择与集体事业的交织，深刻诠释了信仰如何转化为行动，又如何转化为生生不息的革命力量。

小说塑造了立体丰满的革命群像，既聚焦核心人物成长，也兼顾不同阶层参与，展现了革命的广泛性与复杂性。

核心人物姚楷：从青涩青年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他的情感抉择（与宋佳恋情受阻，不得已与达慧缔结包办式传统婚姻）与现实妥协（向父亲“传宗接代”要求让步），让人物摆脱“高大全”的扁平模式，充满人性的复杂与温度。遗憾的是，小说对姚楷与宋佳的恋情让位于革命需要，其心理转化只是外在的叙述，写得有些浅表化，如再深入往人物内心里写，写出矛盾、挣扎与抉择的复杂过程，那么人物会更加立体丰满一些。

英雄群像的多样性：徐相云极有音乐天赋，本可成为音乐家，但他受革命影响，义无反顾走上了革命道路，哪怕在刑场，也仍高唱革命歌曲如归家一般慷慨就义。黄代甲父子三人为救村民挺身而出、勇于献身。斋公老汉以“义军军师”身份展现民间智慧，还曾对儿时的姚楷进行革命启蒙；栗少宜领导的“仁义军”，代表了农民武装的自发觉醒。“仁义军”以民间武装的形式存在，用农民熟悉的“仁义”理念凝聚力量，而非照搬正规军模式，体现了革命实践的乡土适应性。

次要人物的亮色：“宋佳事件”中，宋佳的成功脱险展现了革命者的机智；姚楷父亲的“妥协式支持”，则反映了传统观念对革命的复杂影响。这种“妥协式支持”体现了传统家族对革命的复杂态度，而非简单的“保守派”脸谱。

这些人物共同构成多元的革命图谱，让故事更具真实感。小说通过身份的多元性、人性的复杂性与民间智慧的融入，重构了革命题材小说的人物塑造逻辑——不再追求“完美革命者”的神话，而是用真实的人性、多元的身份和乡土的智慧，展现革命如何在现实土壤中生根发芽，使作品更贴近生活、更具历史厚重感。

小说的叙事具有鲜明的聚焦性与局限性。一方面，它以主人公姚楷为主线的视角，将叙事囿于“山那边”的革命内部，深入刻画姚楷的成长轨迹与群体生活细节（如“扯垮儿龙门阵”的日常对话），增强了故事的代入感；另一方面，对“敌”方的描写过少（竹山县县长李素怡在第六章五节才正面出场且只有一次），导致时代背景的展现不够宽广，视野略显狭窄。

《山那边》叙事结构以姚楷成长为主线，串联竹山事变、章家场起义和竹山县游击队配合解放战争主战场与数百倍敌人周旋之浴血奋战等关键事件，在线性推进中融入情感起伏（如宋佳为革命割舍与姚楷的感情、姚楷与达慧的无奈结合），使节奏张弛有度。这种“小切口”叙事虽牺牲了宏观视野，却让读者在人物关系复杂的情感纠葛中，能清晰感受到他们的恐惧、坚定与希望，而非仅仅看到冰冷的历史事件。

《山那边》的叙事语言用语典雅，深得传统文化滋养，描写生动富有画面感，最鲜明的特色是透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大量川东北方言、俗语（如“垮杆”“日白”“刨根根”“落屋”）与民间谚语（如“茶壶里煮汤圆——郎个拿得出膛”“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的运用，让人物对话鲜活生动，仿佛将读者带入川东北的田间地头。这些方言词汇与俗语是西南官话的鲜活样本，既反映了川东北地区的生活方式、农业传统、社交文化，也体现了民间语言的形象性、幽默性与智慧性。它们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承载着当地人的价值观与生活经验，至今仍活跃在日常交流中。但方言、俗语的原生态采用，也显出其不足，那就是对不熟悉方言的读者在接受上有阅读障碍，不便于作品的推广。这有待于作者在今后的创作中，通过不断实践寻找到雅与俗的最佳平衡点。

此外，《抗丁歌》《插秧歌》等民歌的穿插，不仅丰富了语言形式，更承担了叙事功能：《抗丁歌》反映底层民众苦难，《山那边好地方》直接点题，寄托对理想社会的向往。方言与民歌的结合，既赋予小说强烈的地域辨识度，让革命成为内生的“乡土觉醒”而非外来的“理论灌输”；又让革命故事“接地气”——它不再是遥远的历史符号，而是发生在“团转四邻”的真实生活。

《山那边》虽存在叙事视野狭窄和人物心理刻画等不足，但它以信仰为魂、以人物为骨、以乡土语言为肌理，成功再现了革命年代个体与集体的精神共鸣。小说通过姚楷的妥协与坚守、群像的多元与鲜活、语言的乡土与生动，让“山那边”的理想不再抽象，成为触手可及的精神坐标。它不仅是一部革命题材作品，还是一曲关于信仰、乡土与人性的赞歌，更是革命先烈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大无畏无私献身精神熠熠闪光的鲜活再现。

这部作品的价值在于：它没有刻意拔高革命的神圣性，而是在世俗牵绊与乡土烟火中，既展现了信仰如何生根发芽，也彰显了信仰的力量如何代代相传——这正是《山那边》最动人的地方。

《山那边》的问世，不只是作者和大竹文学的重要收获，也应该是达州文学的重要收获。它不仅对我们书写红色革命题材提供了可资探讨借鉴的新范本，而且对于缅怀先烈、激励后世子孙，也必将产生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作者简介：

冯小贵，笔名冯晓澜，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及散文随笔写作，有作品百余篇散见于《文艺报》《作品与争鸣》《名作欣赏》等国内报刊。曾获2014年下半年度《人民文学》“近作短评”金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