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简介

罗伟章，四川宣汉人。中国作协会员，四川省作协副主席，《四川文学》主编，达州市作协名誉主席，达州市文学艺术院文学顾问。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四川省天府文化领军人才。著有小说《饥饿百年》《大河之舞》《太阳底下》《世事如常》《谁在敲门》《尘世三部曲》等，小说集 《我们的成长》《奸细》《白云青草间的痛》《罗伟章中短篇小说》（5卷），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揭开》《路边书》《风和微风》《大地让人类辽阔》，长篇非虚构《凉山叙事》《下庄村的道路》。作品多次进入全国小说排行榜，入选新时期中国文学大系、全球华语小说大系等。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蒲松龄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华文最佳散文奖、郁达夫文学奖、高晓声文学奖、万松浦文学奖、第12届春风悦读榜白银图书奖等。部分被译为英、 韩、蒙等国文字。

论罗伟章的《尘世三部曲》

王晓梦 李静文

新世纪以来，罗伟章以高蹈的创作姿态接续起川地文化传统，成为新时代四川文学的旗帜性人物。在二十多年的扎实写作中，罗伟章始终坚守在自己熟悉的那片土地，他的笔触从未离开过他故乡的川蜀大地。2021年，其长篇小说《谁在敲门》问世并获得“当代乡土之《红楼梦》”的盛赞。早些年的长篇《饥饿百年》《大河之舞》《太阳底下》《世事如常》，以及中短篇小说集《我们的成长》《奸细》《白云青草间的痛》，也都曾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2016年，罗伟章出版长篇小说《声音史》，同年6月连载于《小说月报》的《隐秘史》于2022年出版单行本，2020年《静史》作为一部中篇小说集抑或“主题性长篇小说”首次出版，其中中篇小说《寂静史》人围2022年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提名。至此，罗伟章的《尘世三部曲》全部问世。

从显性层面看，对乡土、乡村、多民的执着书写，是《尘世三部曲》最明显的共性，也是罗伟章的创作主旨之一。《隐秘史》深潜到心底那处不见天日的“洞穴”，叩问出心灵深处不为人知的往事与秘密；《寂静史》笔录凡间大爱，执着地绘写着那些为宏大叙事所遗忘的历史细节；《声音史》则写微物成神的玄思一瞬，在对乡村之“音色”的收录中还原渐次远去的村庄的音容笑貌，溯寻尘世之外的生命场域，拂去红尘笑骂，谛听万物的歌哭。

然而，《尘世三部曲》有着别样的深度：它以一种独特的写作视点着眼于尘世之事尘世之人，其中的宏阔蕴涵和幽微曲折，指向了人心、历史和尘世万物，指向了一个为现代经验所遮蔽起来的世界。此三个向度在“三史”中各有侧重，但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交叠映现，共同蔓生出罗伟章小说创作的精神谱系，架构出更加深广和多维的文学议题。罗伟章更关注盛大场面背后的某种安静，他留意着阳光普照之下的黑白地带，凝视着人性幽微之处的隐秘，《尘世三部曲》在另一维度上展开了生存哲学与生命本位论的独特叙事，作家也借此系列作品表明了其独具的写作姿态，寄托其高蹈不凡的文学理想、生命经验与精神追求。

一、尘世深处的世界

作家与生活的紧密关系一直是既有文学理论所强调的，但罗伟章却以“尘世”命名他的三部曲创作，显然是他站在一个更有诗思的维度来审视他所要构建的生活场域。此刻，“尘世”既非一个为人悉知的文学意象，也非一个常规的文学批评术语。“尘世”一词作为所指概念时，我们不难感知到其在诗性的层面带有明显的象征意味，使人联想起T·S·艾略特的“荒原”隐喻，抑或其他诸如废墟寓言、迷宫叙事等并不陌生的、颇具后现代意味的语词。诚然，“尘世”与荒原、废墟、迷宫等概念都可以作为特定的时代景象、文学场域的喻体，共同呈现出一种趋向倾颓或塌陷的文化与心理景观。“尘世”是一个下陷的时空维度，指向现实世界中日常生活与经验表象的混沌之处，

它关注的是阳光之下斑驳的光影和光影背后的未知地带；“尘世”所展露的并非一种无聊、迷惘或垮掉的情绪，也不是大地之上的荒芜与萧索，而是转而将目光投向大地之下，将我们引入一个更加深邃、多维、复杂的世界，一个无限斑斓的寰宇等待我们深入其间去遇见、去理解、去为之震撼与感动的世界。

罗伟章的《尘世三部曲》流露出了这种“尘世”凝视。他立足尘世人间，脚踩大地而张望。《寂静史·月光边境》中写到：“每个人都是一个深渊。”①罗伟章在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秩序中敏锐地发觉到人心、人性的某处细小的裂痕，从这裂痕中张望进去，发现里面正隐匿着一处经年日久被遮蔽起来的世界。在每个人内心深处，周遭的音容笑貌都恍若静默，这时人们终于觉察，那些原本“寂静”的实则声如洪钟，“隐秘”的早已昭然若揭。

此外，罗伟章以独特的历史眼光审视着那些素来被认为是“唯一的真实”的故事，他似乎格外警惕着历史正在被何人撰写和讲述：“人自从霸占了文字，就把所有物种当成自己的需要，就一方面书写着自身的历史，另一方面以人的眼光书写着万物的历史。”②甚至，历史书写的不是人，而只是其中的胜利者。这种敏锐使他不断地追问和反思着：人类所谓共同的历史记忆是否有所偏误、有所遗忘或疏漏。在这永远无法停摆的历史天平面前，罗伟章表现出了对“被淘汰的东西”③的钟情。他摩挲着那些位于历史接缝处的、不起眼的介质，固执地要为“声音”“寂静”“隐秘”这等缥缈的、不易把握的事项立“史”。这是因为他察觉到一切宏大历史叙事本身的扁平、单一与欺骗性，只需凑近细看或稍加追问，已经被书写的史实便显示出其局促与破绽。而作为一个有大智慧的作家，罗伟章的直觉随即告诉他，唯有那些自天地伊始就诞生并将永存的“无形之相”,才是世界的本真和历史唯一的确切。

“尘世”是先于文明和物种而诞生的时空。在“既没诞生时间，也没诞生空间”④的创世纪，世间万物尚不能用语词指称，文字和历史还未登场，天地间拥有的只是声音、寂静与隐秘，这是万物的祖先。这些无物之物在自然与平凡之中问世，在自亘古不变的草木大地和芸芸众生中滋长，逍遥自在地“浮于野”。它们无相无形，扑朔迷离，不可捉摸，因而避免了被编写、被修撰的命运，得以保留了最原初、最本真，也是最丰盛的形态。这形态通常为人所忽略，深隐在人事生计的罅隙之中，被光阴、烟云、俗世生活的碎屑遮蔽起来，不可明察却直指人心深处的晦暗不明、历史细部蒙灰的面孔与尘世之外万物的话语生息。

在一场文学对谈中，罗伟章表示他心目中真正好的小说是“往幽暗处走”的，“此物和彼物之间，此时和彼时之间，往往是一个灰色地带，普通的作家，就混沌过去了，在大作家眼里，却有着鲜明的层次。所谓艺术的丰富性，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灰色地带的凝视、发现和书写。”⑤罗伟章的写作一直在生活的深处游走，潜到生活底部，触及尘世的暗流。《尘世三部曲》正是他的“下潜尘世”的写作实验，作品写平凡人物在日常劳碌中的茫然、迷失与韧性；写现代化悖论中的身份尴尬、乡村凋敝、人性迷失；写日光流年中日常生活的驳杂碎影。这“尘世”,并非如我们想象中那样诡谲、神秘、虚空而不可知，正相反，它所遵从的逻辑是如此朴素直露，不加粉饰，是架空形式和技巧后唯一的真实可感。

罗伟章的“尘世”指向了一个无限缈远而幽微的空间，那里充盈着人世的执着、混沌与驳杂。罗伟章的尘世凝视不止停留在对社会生活幽微地带的想象、发现与呈示，更朝尘世深处掷去一粒追问之石，谛听来自深层世界的回音，并惊觉于这方幽远场域中盛放着的人性的光辉、历史的巨细和万物的深情。对于罗伟章而言，尘世存在的意义不在于因其抽象时空距离的缈远难以抵达而怅叹，而在于生命个体坚韧而执着的拯救和超越；《尘世三部曲》的写作是对其“尘世凝望”的文学 创作姿态的自觉实践，将俗世凡人心灵的蒙灰处、 

隐秘处、转折处和灰暗地带予以了小心地体察与清晰地呈现。

二、心灵深处的隐秘

探究心灵深处的人心隐秘，是《尘世三部曲》试图揭破的“现实一种”。在利益喧嚣的时代，无论身处城镇还是乡村，每个人均面临着“道德自我之心灵秩序的纷争、分裂乃至失坠”⑥的危险。罗伟章朝人心的隐秘之处投去了锐利的目光，介入小说人物内心的意识河流，照出心灵的沟壑与灵魂的缺口，让那些经年日久的隐秘心事无处遁形。这样做的目的是迫使人物再也无法回避心中被压抑的情感，而最终他们不得不丢弃“人格面具”(persona)⑦。罗伟章以不动声色的人心叙事问诊现代社会中人类所共有的精神症候，让阳光拂照心灵深处的隐秘世界。

对人性深刻的洞悉让罗伟章的创作具备了心理小说的特质，《尘世三部曲》将我们引入一个幽暗而宏阔的意识世界。《尘世三部曲》的基色从根本上来讲均是“心灵驱动式”的写作，试图划开日常生活经验的遮挡，勘探人心深处的裂缝及微光。它从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我们身处的日常社会层面，而从人类学及更为深入的哲理层面进一步拓展了叙史的题材边界与艺术视界⑧，呈现了人类更为复杂博深的精神世界。

《寂静史·月光边境》的女主人公林娅年轻漂亮，是培训学校的老师，而一段失败的校园恋情使她陷入了一段如月光般凄冷孤寂的独居生活。风华正茂的年纪，身处繁华的快节奏都市，她却经历了同龄人难以想象的隔绝与寂寞：“宁愿搂住生活的旧衣箱，在那个衣箱里，有她舍不得扔掉的斑驳，她担心光亮照进去，使那些斑驳无处安身又无处逃匿”⑨。谁也不曾想到，心魔就这样一天天悄然滋长。她开始彻夜经受失眠与噩梦的 折磨，起心动念，谋划着向男友身边的那个陌生 女孩泼去硫酸，虽然心中的善良最终使她放下了恶念，但那瓶硫酸却永远留在了她的心里，并在此后的日子里不断反噬着她那早已腐坏的心灵的“隐秘”:

不堪回首的那一幕，是一条被她养起来的蛇，这条蛇以黑暗为食，以她的羞耻、惊恐和噩梦为食，长天老日地盘踞在她的心头，撩着信子，吐着毒液，毒液的腐蚀力，远远超过硫酸，使她的心变冷，变得千疮百孔。因此，所谓不堪回首，其实是逼你频频回首。此时此刻，她觉得自己再不把那条蛇吐出来，就要被它毒死了。⑩

失败的情感经历使她犹如惊弓之鸟，长期生活在对被欺骗、被出卖和背叛的恐慌中。她逐渐变得神经质，整日担惊受怕，疑神疑鬼，在出租屋中将自己幻想成悬疑电影《怪房客》⑪中精神失常的主人公，试图翻上窗台纵身跳下，完成自我毁灭。面对后来的追求者唐宗成，林娅的内心极度渴望被爱和安全感，却又始终充满戒备与猜疑，甚至于最后竟患上被害妄想症，无端妄想出一段杀妻碎尸案嫁祸于唐宗成，也亲手毁掉了他们之间仅剩的温存。林娅在非理性意识的驱使下走向精神毁灭，这近乎恐怖的过程暗示着我们，发霉的心事会在每个人心中供养起连他自己也无法抗衡的毒蛇，即使你向外界宣告了对那段不堪往事的释怀与遗忘，它仍会在每个寂静的夜晚盘踞在深渊中朝你吐出信子，嘶嘶作响的气息会使人重临昨日的梦魇。

《隐秘史》同样以意识流的手法书写了一桩自始至终都仅在脑海中上演的乡村“凶杀案”。作品写主人公桂平昌穷极一生都无处逃匿也无法走出的“心迷宫”,以对人性的终极拷问直抵人物内心世界的隐秘角落。桂平昌在村人眼中是一个老实本分甚至有几分懦弱的老汉，他从饥荒年代中苦熬过来，如今已儿女双全。在无所事事的乡村日常里，他最常做就是背着一筐沉重的麦冬坐在老君山凉水井瀑布下的巨石上歇脚，点一根烟“悠悠缓缓地想着心事”⑫。桂平昌的日子“没啥说的”,忙时忙农活，闲时挖山货。在老汉心中，人世间

最大的秘密，莫过于他们一家曾在饥荒年代瞒着邻居家喝了一顿南瓜糊。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一次偶然的山洞发现会将他扯入一场巨大的“隐秘”之中去。这隐秘无关人事，却有关一具白骨。我们也经由这惊天的秘密得以看见桂平昌在“无事”的生活中所面临的精神失重与心灵深渊。原来，在邻里的欺凌、妻子的轻蔑以及子女的忽视中，桂平昌早已失去了自我，变成了“空心人”。对村中恶霸的顺从和妥协让他的尊严反复被践踏，同时也在暗处不断积累着怨恨和悲伤。于是，桂平昌在命运的指引下踏上了去挖麦冬的路，又在山洞的召唤下无端幻想出一具白骨，并在强烈复仇愿望的引诱下确证了白骨的身份正是恶霸邻居苟军，他自己也在这狂想的深渊中成为了杀人凶手。在罗伟章笔下，桂平昌在幻想与谵妄中不断回忆起那些积压在心底的屈辱与难堪，其中又掺杂着对于村庄往事的纷乱回忆。与现实中的忍气吞声不同的是，桂平昌终于在这梦魇般的狂想之中完成了长期被压抑在内心的复仇雪耻的冲动。罗伟章以人物大段的内心独白来展开暗杀苟军的描写，所有细节都细腻可感：

斜上方的颈子，呈方形，血管暴凸，粗如竹鞭。苟军的皮是黑的，血管也是黑的，血管里的血，同样是黑的吗?不，桂平昌看见了，是红色，普通的红，平庸的红，毫无特色的红。⑬

桂平昌将苟军的皮肉、毛发和血管都看得清清楚楚。在这令人不忍直视的血腥场面里，我们看见了一个平日受尽欺辱的老汉的怒不可遏、杀心汹涌的灵魂。“幻想只发生在愿望得不到满足的人身上。幻想的动力是未被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都是一次令人不能满足的现实的校正。”⑭桂平昌的癔症是他精神缺口的一种隐秘呈现，他的身上有着狄俄尼索斯式的疯狂与悲哀，他在想象中疯狂释放与倾泻自己长久以来被压抑的情感，在幻化的场阈里从往昔的怯弱不堪里挣起身来。成为凶手不过是他为了噬掉过去的耻辱的补偿性幻想，是对过去陈旧的自我的不满与抗争，也是对既定事实的一种徒劳的反驳。罗伟章对桂平昌的心理刻画细腻丰富且逻辑自洽，突破了传统的乡土文学以写实为主的写作范式，“以一种更加恢宏的时空概念打开了人的内心世界‘隐秘史’”⑮。

“看到了自己的深渊。其实也算不上深渊，很浅的，说白了，就是不敢承担。我这个把同情的触觉伸向大地万物的人，是一个世界主义者，面对身边人身边事，立即将自己变成聋子，变成瞎子；不聋不瞎，也是站到远处去，能撇清最好”⑯,现代人在面对自己心灵深处的深渊时，总是下意识目光躲闪、隐约其辞或急于辩驳开脱：因此在他笔下，主人公更大的隐秘不是物质生存的荒芜，而是埋藏在精神深处的灵魂的变异。

“我们没有面对自己的地方，就会成为我们的命运”,罗伟章在《尘世三部曲》中聚焦人物的精神裂变，提醒着我们时常对生活背面的自我灵魂阴影进行注视和关怀。《月光边境》中的林娅将写给自己的日记烧毁，以此彻底埋葬秘密；《一种鸟的名字》中的李向志试图用逃离母亲的方式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忘却灾难年月里那段有悖伦常的肮脏记忆；《现实生活》中阿甘式的白痴天才胡坚对妻子的背叛假装满不在乎，并用职场上的世故圆滑、一路高升来麻痹内心的那个曾不谙世事、意气风发的自己……长此以往消极回避的后果，是让虚伪的假面长进皮肉里。《尘世三部曲》正静静吐露着那些“心血枯焦却被轻描淡写”的隐秘心事。罗伟章凭借其对现实与社会生活的刻骨体验机敏地察觉到道德、根性、信仰在庸常生活中的荒芜感，通过书写小人物内心深处的梦想与灰败、追求与妥协、冲突与徘徊、罪恶与良知，展示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精神困境，记录属于当下时代的“喧哗与骚动”。

《尘世三部曲》在揭示人们心中共同的“罪与罚”之时，仍透出人物对故土乡亲的眷恋、对人心芜杂的叹惋与悲悯，以及人心真情里所洋溢的人性柔光：杨浪歌声里飘荡的乡村回忆，桂陈老来夫妻之间的相濡以沫，张大嬢多年秘密背后的深情，林安平为村人义诊时的慈悲情怀，杨顺城诗歌中对爱情和远方的信仰与真诚……“熟悉黑暗的眼睛，才能更好地察看光明”⑰,罗伟章呈现心灵深处的隐秘的目的并非引起人们对人心道德无休止的猜疑或彻底丧失信任，而是意图“拷问出那罪恶之下真正的洁白来”,使人们能够在这隐秘世界中直面心灵深处被幽闭起来的真实人格，看见一个如婴孩般澄明如初的自我。

三、隐入尘烟的历史细节

每个普通人的内心都蕴含着一部大历史。《尘世三部曲》将笔触伸向川地边缘处的“最深的寂寥”,抒发大时代中小人物的个体情绪。梳理罗伟章的创作年表我们会发现，近10年来其创作正在发生某种“转向”:由早些年急切地要为变革时代指问题、诊病变，转变为更加注重为渺小个体写心灵、抒情绪。⑱罗伟章认为，“写作者的责任，是留下有气味和有体温的历史”⑲,而这气味和体温无法从苍白的书页中提炼，而势必要到俗世凡尘中去细嗅、去找寻。罗伟章曾坦言：“我已经很清晰地感觉到写作如果不跟历史接轨，文学就不需要再写，或者说写的意义很小。”在他看来，真正的历史本身应当是一个相当驳杂的记忆场阈，它深闳并包，有光鲜也有黑暗，有前进也有倒退；无取舍、无断章，不刻意美化谁，也未曾遗落谁；历史不是舞台独唱，而是命运交响。罗伟章的《尘世三部曲》系列《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虽以“史”命名，却在边缘处点染，刻意回避了宏大、激越的姿态，只是注视着散落在人灵魂深处的最孤独寂寞却又最波澜壮阔的心灵史诗，开辟了主流历史叙事之外的另一种史学语境。

《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写的是沉默者们主动或被动“失声”的个人史档案，书中的人物杨浪、胡坚、杨顺城、汤成民、张铁匠、李向志、林安平、桂平昌……无一不是本心善良却在命运无端地捉弄下走向了消极、落寞与妥协。他们在时代的边缘处咀嚼着个人的苦痛，却用特有的仁爱与宽恕来愈合那些无可回避的创伤。《回忆一个恶人》中的杨顺城自幼跟随父亲在乡下的监狱中度过了阴郁的童年，怀揣着对广阔天地的向往来到外地上学。在师大中文系读书的年月，他曾是班上唯一有成为诗人和作家志向的人，也是唯一勇敢追爱的小伙。他在文学和音乐上有热爱有才气，待人真诚直率，对喜欢的女孩专一痴情。杨顺城在人际上迟钝木讷，因而面对周遭同学对他丑陋样貌和贫寒出身的嘲讽，他常常回以一笑。一封恶作剧式的“情书”,使他在暴雪天的宿舍楼下等了一整个通宵，临了也不肯相信这竟是平日仗义好友的捉弄。后来，杨顺城成为乐队主唱，“在他自编自创的歌曲里，老是出现黑暗、光明这样的字眼，他是要让光明照彻黑暗”,每当唱到他的大学“他的歌曲就此改变了温度，阳光渗入，坚冰融化，变得柔软，发出甜香”⑳。因为那时候，他心中有爱。

《声音史》中的杨浪是个打了一辈子光棍的老汉，他留守在千河口村，终日游走在山间与田垄静听天地之声。村里人以为杨浪痴傻，蔑称他为“那东西”。杨浪按年纪已是村中长老，可从未有人以长辈之礼尊敬过他。就是这样一个被忽视、被奚落的老人，却毫不记恨那些曾欺辱过他的人，有着外人难以理解的宽厚和大度。他不怨恨钱云的背叛和出卖，不恨房校长的霸权专制让他大半生倒尽了霉，不憎恨大哥的忘恩和冷酷，只负疚于李老师受他牵连而被除名。他宽待一切人和事，对于过往的伤痛和他人的恶意似乎有着一种驽钝的健忘，这健忘使得他在充满厄难的年月中也没有失去爱的能力。

《寂静史》中的“神女”祭司林安平，从降生的那一刻起就遭到亲人的厌弃，在霸凌和驱逐中度过了食不果腹的童年，人到中年又被世人的流言蜚语和恶意揣测所中伤。即便如此，林安平却仍愿用自己的神力为前来求治的人开药问诊、接寿收影、送魂禳灾。她用神一般慈悲的目光关照着世间万物，她爱人、爱山、爱水、爱花草、爱鸟兽、爱虫鱼，自己伤痕累累，却没有放弃捣药救人。在这个故事里，罗伟章对所谓的“历史”进行了揶揄与调侃——县文化馆意图将林安平作为千峰峡谷最后一位土家祭司的事迹制成一档文化节目搬上舞台，而负责人却认为其“太沉重了”“除了沉重，还缺乏国际视野”,逼迫林安平改认祖先，否则就将方案一票否决。于是林安平所亲历的那些传奇的、动人的、诡谲的、浪漫疏阔的“民间史”终究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被“搬演”的历史，是偏误了的理想化的历史，真正的属于人的历史却归于“寂静”。而罗伟章的写作，就是要从这寂静中打捞出一部惊天动地的野史，这野史中有世间大爱，有凡人神思。《尘世三部曲》提醒着我们要时时倾听无名之辈那不着边际的叙说。罗伟章正在屏息凝视那些无名之辈在历史的黑夜中永远哀伤的眼睛，因为他坚信普通人也有自己的史诗。或许那些凡人过往的会被“弃在历史深处，被时间之水泡得发白”,但“跟它血肉相连的人，竟还鲜活明亮”㉑。

书写个体，并不意味着作家丢失了历史眼光、整体视野和时代判断，正相反，文学只有在充分尊重个体生命经验的基础上，才能穿透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有三个层面：个人经验层面、公共情感层面和历史智慧层面。然而很多时候作家一写到历史层面，下面的“人”就消失了。罗伟章笔下的人物多是乡村世界的留守者、城镇都市的边缘人，他们看似古怪平庸、潦草无奇，日子过得单薄乏味，但却有着一种格外纯然的、古野的人生坚执，他们尊重生灵、敬畏神明，真情实意地投入自己的天地，分外珍视人世间的感情。这份淳朴与木讷也意外地使他们身上添了一份指手为界的古风。人是对历史的诗意修辞，只有注视个人，才能绘写历史、尘埃和褶皱，《尘世三部曲》中所书写的那些尘世凡人，无关紧要，无足轻重，却能使史书更丰盈可感、更厚重庄严。

四、生命深处的微物深情

与罗伟章的文学观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他的生命观与自然观。在罗伟章看来，“尘世”是一个台阶，它通向无限广博的自然与生态世界，像是一方尚未被人类文明涉足的净土，拥有无尽的灵性、神性和永恒。尘世中藏着大自然本身的节律、时序与事理玄机。《尘世三部曲》不仅写尘世，更写尘世之外的另一个大千世界，这世界如同一处人迹罕至的秘境，静静地吐露着的天地的辉光，以万物的语态诠释着生命的真谛。《尘世三部曲》不止一次地讽刺人类的自恋、浅薄、狂妄和愚蠢，罗伟章强调写作者应抛弃自我之心，人类更应放弃“主宰者”的高傲姿态，以宽博之心看待万物，在明了后慈悲，对万事万物予以尊重，感同身受，代它们表达悲欢。

正因这份自然万物生而平等的生命观，罗伟章《尘世三部曲》的写作有意淡化了记事、说理的存在感，作品既不塑造典型人物，也不制造跌宕的情节冲突。比起人情冷暖，他更注意的是花开叶落。罗伟章以极为冲淡的方式处理小说情节的发展，而把更多的笔墨投掷到“野外”,构建着属于自己的文学地图：千河口、老君山、清溪河、凉水井、半岛、千峰峡谷、普光镇……罗伟章的笔触深耕于自己儿时生活过的故乡野地，并记录下这片土地上的风热雨冷、鸟兽虫鱼、蝉鸣犬吠。这些乡村地理坐标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所遗落，空心化越来越严重，村里的中青年人在逐梦的诱惑下纷纷进城并带走了老幼。一个村庄真正地老去了，“老得眼皮都睁不开”。而这日益苍老的土地却还要经受人为打造“4A风景区”等文旅开发方案的折腾。为了完成上级批下来的任务，县文化馆不惜放火烧山：“日月星辰被烧得流血、树身和动物肚肠的爆裂之声，在大河两岸连绵回荡。”㉒

为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吝将老君山的古老歌谣修改得面目全非并“移植”给另一处村落。凡此种种，在罗伟章眼里都是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对自然万物的野蛮夺权，是对自然的不敬，对天地生灵的霸道无礼。《尘世三部曲》呼唤着一颗自然心灵，呼吁人们“在写满功利的手掌上，给与生俱来却早被抛弃的神性，腾出一点空间”。

《声音史》写人与自然亘古不变的血脉亲缘，写乡间野物如何在声音中复苏，写四时节气如何深情地流转在大地上；在地老天荒的枯寂苍凉中，如何埋伏着尘世万物的斑斓与忧伤。当衣衫褴褛的杨浪用哨声召唤群鸟归林时，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位古老村庄的智者正与天地互通，与神灵对话。《寂静史》中，主人公林安平作为神明之女先于常人而察觉到了世间万物的魂灵：她在蚂蚁的触角上看到了众生的奔忙，担心鱼儿们没有活路而不顾自己的前途，冒生命危险将老黄山成群的牛羊救出深雪。她在幽静的深山里听见了神仙的步履，那是蜂群的振翅和嘶鸣：

她突然立起身，望着屋檐外一碧如洗的天空：你听，有神仙路过!

我悚然一惊，起身侧耳细听。

可我是凡人，只听见蜂群的嗡嗡声。

她跺一跺脚：那就是啊!

山野壮阔，天宇无垠，那些微物之神，完全融化在透明而恢宏的背景里。它们不显形，只用自己的声音，来阐释寂静的真谛。㉓

这微物成神的一瞬使我们愣在原地，被功利主义蒙蔽已久的心遭受到某种古朴的震撼与感动，在这震动中重拾了对自然的敬意、生命的良知。雨润万物，地发千祥，“有人才有灰，有灰才有人，这就是尘世”㉔,在林安平眼里，尘世间的一切如灰，灰烬里埋藏着自然神性，尘世间的万物有灵。在她耳中，万籁俱寂，寂静中有万物的脉搏。

人对自然的皈依是一次集体的“回乡”。罗伟章在某种程度上反对站在“人”的立场上进行写作，写作者最佳的写作身份应是“自然之子”,不再以人的计较和智谋自居，跃入山川湖海，与自然万物休戚与共。在他的观念中，大自然本身就孕育着一种伟大的力量，那才是终极的感动。罗伟章曾说：“有时候我对它们的悲悯反而超过对人，因为它们是无辜的，人很多时候是强者，会侵害它们的利益。”文学偏向于同情和书写弱者，但这“弱者”的身份通常也是人，我们很难在同时代甚至前代作家中找到能够或愿意将自然万物置于如此高的主体性地位的写作，“鸣叫的鸟、游走的蛇、天边的浮云，乃至峡谷的深渊、幽暗的山洞，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万物生灵理应自由发声，人类绝不该是高高在上的。因此，《寂静史》中的微物之神用自己的声音诠释寂静的真谛；《隐秘史》中的泥蛇在面对人们的追捕时宁愿没入水中溺死，也不愿失去‘尊严’被人活捉；《声音史》中落魄房屋的物件也拥有了自我意志，‘它们在自主地串门。它们也感到孤单’㉕。就连鸟儿在山林被毁后，也会同主人公一样眺望天际，陷入对命运的无限沉思之中。种种叙述话语显然已超越简单的拟人手法，而是将万物的灵魂与人类灵魂放置在同一海拔上，去辨析它们的思想深度、精神高度。”㉖罗伟章《尘世三部曲》中所表现出的生命深意的写作追求，其本质上是对自然本位、万物平等的坚定信仰与对生命本质的终极探寻。

五、重返小说写作的精神高地

罗伟章的文学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承接的是198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关键词：良知、担当、苦难、抵抗。这些定位似乎都在要求作家以相当宏阔的视野、写史的决心投入文学创作。罗伟章执着于严肃文学写作的初心选择：“心目中的小说，到底不是玩物，而是必须有所担当。”“不认为小说是让人娱乐的。特别是当下，供人娱乐的东西那么多，小说用不着凑那个热闹。如果小说带着供人消遣的心思上路，那就是死路。我觉得，没有哪一个时代，像我们今天这么需要深刻的小说，我觉得那才是小说在当今社会生存下去的理由。”㉗《尘世三部曲》展露出了对于文学的严肃性、精神高度以及小说写作思想性的执着追求，罗伟章借这三部作品表明了自己的文学立场和写作姿态：经由缝隙张望深渊，洞烛人性的幽微，穿过幽暗抵达宏阔，向下探寻直至跌入人性的谷底，方能重返小说写作的精神高地。文学的深度就是其高度，因此“张望深渊”即是对精神高地的另一种抵达。

朝深渊呼唤，会获得回声；向深渊掷石，会抵达幽暗处的另一处峰峦。罗伟章在“深渊”之中造景造境，建构起有关人心、历史与尘世万物的深广空间；同时也观物观心，细察“隐秘”,聆听“声音”,笔录“寂静”。读《尘世三部曲》使我们的心灵“在一些夜晚突然沉重起来，坚硬起来、疼痛起来”,但其基调仍是细碎的温情与苍凉的大爱，因为作家从未放弃对于光明的追逐。凝视深渊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堕入黑暗，罗伟章认为作家应在下潜深渊的过程中“自作明灯”,始终坚信着人性中总有一束辉光能够照亮前路。

凡是敢于以“史”自我命名写作的作家都有一种显著的文学雄心，但我们通常不会让“声音”“寂静”“隐秘”这一类形而上词语与“史”搭配。但有才情、有智慧的作家就可以这样，既创造世界，也创造语词，更能赋予他的创造物以生命和灵气。㉘进入罗伟章“三史”最重要的切入点正是这一系列的“矛盾修辞”:首先，“历史”作为一种话语和书写，是有关人类群体过去的事件与活动的文字材料，我们用文字记录历史，罗伟章却将史冠以“声音”之名；其次，用发声的话语去书写“寂静的历史”,这又是一种悖论，既然选择倾听并讲述一段故事，势必会终结寂静、开启诉说；最后，历史和现实、时代、集体是密不可分的，它所展现出的是深广的、公诸于众的社会风貌，因此绝无“隐秘”的可能。罗伟章的“三史”正是在这样自相矛盾的命题里把握着历史的规律、生活的哲学本质及共性与个性的微妙关系。

对于罗伟章这样一个始终认为世间的欢乐即便存在，也只是对苦难的一种暂时的忘却的作家来说，这样的矛盾修辞是一种恰到好处的灵巧。它避免了那种泥沙俱下的壅塞和沉重，使我们见识到那些“白、轻和柔软的棉花”是如何将生活中大部分的苦难包裹起来的。而他的写作恰恰是要揭开这种轻盈的伪饰，抖落那些深藏于渊面之下的“命里的动荡与沧桑”㉙。

罗伟章在《尘世三部曲》中完成了有关深渊的复杂隐喻，认为文学的历史应区别于史书的历史，要在历史空白处填补细节，在抛光处雕刻图样。而“深渊”正是对正统历史的又一新颖却忠诚的演绎，它让那些在历史长河之中默不作声的、面目模糊的小人物开口说话，探视他们被掩埋起来的精神世界，从而敷陈出一段秘而不宣的往昔逸闻，使那些曾被视为无生命客体的自然万物重获神态与灵性，将它们“山高日远的爱与痛”载入史册，从而赋予历史更多言说的立场、空间和可能。“深渊”使历史不再是只属于集体的大事纪要，也更关注个人生命的遭逢与尘世万物的景深。人们在这深渊里照见了一个未曾谋面的自我，听闻宏大叙事的另一种讲述，同时目遇天地间除人类文明以外的微物之神的灵性与光辉。渊深无极却有迹可循，潜藏着世界的真相、生活的旨归与生命的密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