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凹的语言常常在具象与抽象之间跳跃，形成一种独特的张力。

写老鹰茶时，他形容茶汤“先是中药的香与苦涩，待茶水顺喉管的河道飞流直下，一团入心入肺、不断反应的美好，迅速原路返回，满嘴留下深远、悠长的回甜，像老鹰远去，消失天边后，还有空气为它拉风。”这里，味觉体验被转化为空间意象，味蕾的刺激升华为精神的遨游。一种语言炼金术，使他的散文既扎根于物的实在褶子中，又飞翔于精神的虚空。

人是万物的尺度，所以“人物”当仕不让地成为卷首。在这一卷中，凸凹以考古学家般的耐心与小说家般的想象力，重构了李冰、杨慎、艾芜、崔世远等人物的精神肖像。

尤其关于李冰的三篇散文，构成了一部微型的“李冰志”。他不仅追寻李冰的治水功绩，更追问其生命踪迹：从都江堰到章山陵墓，从阳平山故土到洛水终老之地。这种追寻，既是地理的勘探，也是精神的朝圣。

在《我的老师崔世远》中，一位北大毕业却蛰居小城的法语教师如何以一首自创诗点燃少年的文学梦。这位老师“擅朗诵，无人不知，崔老师工于诗，却是一项地下活动一宗密级颇高的秘密”。这种对知识尊严的坚守与对美的隐秘传递，成为作者文学启蒙的原初火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崔老师就是作者少年时代秘密的秘普罗米修斯。

“动植物”卷展现了凸凹作为博物写作方面的不凡功力。那些隐居于褶子中的蜂、鼯、鹡鸰、狗、兔、牛，在精妙的文字中全都活泼泼地醒来。作者不仅精确地为我们描述出其形貌习性，更将它们置于与人类关系的复杂网络中。

《一根肠子的狗》中，邻家男人以“孝”的名义杀狗待母，狗顺从赴死，而少年“从杀狗那天起，越看邻家男人越像一只恶狗”。这里，狗的“一根肠子”的耿直与人的“花花肠子”的复杂形成残酷对照。这样看似简淡实则伏脉千里的笔触，足够令人震撼和深思。

在《逐水而居的桤木》中，作者梳理了桤木的文化史：从杜甫“饱闻桤木三年大”到苏轼书法桤木帖，从《山海经》到现代生态保护。桤木不仅是植物，也是一种文化符号，连接着古今人类的生存智慧。其笔下的动植物，作者始终持有一种平等的视角：它们不是低于人类的存在，而是独立的鲜活主体，有着自己的历史轨迹与生命尊严。

“物非物”卷颇具哲思色彩，其命名带着些许道家气质，道可道非常道，花非花雾非雾。举凡中学记忆、铁路隧道、吸烟经历、书籍虫患、山月雪峰——这些看似平常的事物，在凸凹笔下都成为存在之思的载体。

《请书上座》中，他与书虫的战争变成了一场关于守护与毁灭的追问。书虫蛀书，如同时间侵蚀记忆，而人用柏木凳将书抬离地面，则是一种坚定不移的抵抗。

《从陶渊明到卡夫卡》显示出作者广阔的笔墨空间，从四姑娘山之游，联想到陶渊明的桃花源与卡夫卡的城堡，在自然壮美中思考人类的位置：“大自然中没有哪一个物种是多余的，包括蛇、蝎、鼠、麻雀、蚊虫⋯⋯事实上，我们人类的出现，反显出多余的一面。”这种自省意识，使凸凹的散文超越了一般性抒情，以此进入生态哲学的高度。

凸凹在后记中提出散文的伦理：“写散文需要作者诚实、坦荡，字字有来源，句句有依凭⋯⋯巴金先生宣示的四字：‘要讲真话’。”这种真话不仅是事实的真实，更是态度的真实。

在AI写作日益泛滥的时代，凸凹强调“作者亲历的、有个性有价值的非虚构作品，或有路可走”。这并非出于技术恐惧症，而是出于文学本体的忠诚与坚守：文学的价值，最终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揭示独特的人类经验。

这些随笔性的散文小品，显示出不可方物的根本所在：真话作为散文的最低标准，也是散文的最高标准。

让我们放慢脚步，放慢节奏，在散文的褶子里触摸“物”的脉络。

感谢凸凹，以十余万字或折叠还打开的晶莹文字告诉我们：真与美，或善，不在远方，就在“荷叶上的鹡鸰”那细微颤动的光辉褶子中。

——2025，9，成都石不语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