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经纬中的亲情叩问与反思之难

——评贺享雍《老伴儿》

作者：冯晓澜

贺享雍以“小镇系列”构筑的乡土文学世界尚未褪色，一部《老伴儿》（四川文艺出版社，2025年9月第一版）又以自传体纪实的笔触撩开了私人生活的帷幕。这部未延续小镇系列计划外诞生的作品，恰似作者在创作版图上的一次意外转向。这一意外触及了文学最本真的命题——在生死临界点上，个体如何通过亲情回望完成对生命的重新认知。这部作品不仅是对相伴半生的老伴儿及家族亲情的深情回望，也是一场与自我灵魂的艰难对话，更是一次对生命意义的重新叩问。在当代文学日益疏离现实的背景下，《老伴儿》以其直面人生的勇气、解剖自我的真诚和对时代的敏锐观察，为我们提供了一面观照生命本质的明镜。

《老伴儿》的主题内核呈现出多方面深度的书写，其中“亲情的复杂性”“反思的艰难性”构成了相互缠绕的双重主线。作品彻底打破了传统家庭叙事中“完美亲情”的神话，通过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展现出亲情关系中真实存在的亏欠、误解与和解。作者坦言“平时，我满脑子里只有写作这一件事，对她的关心太少、太少了”。这种直白的忏悔揭示出亲密关系中永恒的悖论：最亲近的人往往成为我们最容易忽视的存在。老伴儿的形象正是在这种“忽视与记挂”“亏欠与补偿”的张力中逐渐清晰，她不是被神化的道德符号，而是一个在柴米油盐中努力支撑家庭的普通女性，其价值在作者病后的治疗过程中才被重新发现。

整个作品叙述的声音以真诚、感恩和忏悔合成反思的基调。作者在病榻上“我想，是不是人只有到了这种时候，才会认真思考和反思走过的路，重新校正生命的航线呢？”的叩问中，蕴含着对反思本质的深入探索。这里的反思绝非简单的道德忏悔，而是一场“与自我、与家族、与历史的艰难对话”。这病痛中的生命体验所带来的反思、审视生命和亲情的迫切性，应该是作者暂时搁置小镇系列的原因所在。

《老伴儿》在叙事结构上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作品采用“医院空间+意识流动”的双重结构，将物理空间的线性叙事与心理时间的非线性叙事有机融合。重症监护室、观察室、普通病房、康复科的空间转换，构成了故事的明线，清晰地标示出病情发展的时间轨迹；而梦境、回忆、内心独白则构成暗线，在现实时空中不断插入过去的片段。这种结构安排既符合纪实文学的真实性要求，又保留了文学创作的艺术张力。

当主人公在梦魇中本能呼喊“老婆子”，这个动作超越了简单的情感依赖，成为生命濒临断裂时对精神依靠的本能抓取。这种生死边缘的精神体验，迫使人物开始“认真思考和反思走过的路”，完成从“写作机器”到“情感主体”的艰难蜕变。

小说中三种独特的叙事形态——灵魂叙事、病痛叙事与日常叙事的融合，构成了作品的叙事主体框架。“我只要一陷入沉沉的昏睡中，在梦境中，灵魂和躯干就要发生分离”的灵魂叙事，打破了理性叙事的边界，让潜意识中的恐惧、愧疚得以具象化呈现。开篇“飞翔在一个幽深莫测的世界里”的梦境描写，那些“身子都很薄，犹如纸壳一般”的影子人物，营造出超现实的诡异氛围，实则是作者对死亡的本能恐惧与对生命意义的追问。这种叙事方式让人联想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但作者将其本土化处理，通过川东民间对鬼魂的想象，探讨了生命存在的本质问题。病痛叙事则通过“肺上长结节”"中风”等具体病症，将身体经验转化为叙事动力，当作者描述“把即将涌出眼眶的泪水，重新咽回去了”的细节时，身体的疼痛与情感的克制形成了极具张力的表达。遗憾的是，还有欠深入，与史铁生的病痛叙事——让生命升华到哲学境界的病痛叙事尚有差距。日常叙事则如细密的针脚，将“有钱难买老来瘦”“吃竹子屙背篼——肚子里编出来的”等川东俗语编织进文本，使作品充满生活气息与地域特色。

叙事视角的巧妙运用进一步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尽管书名为《老伴儿》，但叙述焦点始终落在“我”的感知范围内，形成“我”眼中的老伴儿这一独特视角。这种限制性视角虽然可能造成人物塑造的片面性，却恰恰呼应了作品“反思记忆局限”的主题。老伴儿的形象正是通过“我”的回忆碎片拼接而成，这种不完整的呈现方式，比全知视角下的完美塑造更具真实感。当作者在病中回忆女儿带老伴儿检查身体的往事时，那种“内疚得想掉泪”的情感，正是通过第一人称视角才能传递的切肤之痛。作者毫不避讳地呈现自我的局限：对家庭的“关心太少”、创作时的专注执着。但这种自我暴露并非自贬，而是通过反思实现的精神自救。种种性格矛盾的直面书写，使人物避免了扁平化，在愧疚与坚韧、脆弱与理性的撕扯中，完成了从“书写者”到“被书写者”的身份转换。

《老伴儿》的情感表达呈现出“克制中见深沉”的独特美学风格，彻底摒弃了煽情主义的写作策略，代之以近乎残酷的真实。作者将情感深埋于客观事件的叙述之中，让事实本身说话。在描述对妻子的亏欠时，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平时，我满脑子里只有写作这一件事”的朴素告白。当作者在梦境中“吓得大叫起来：‘鬼！鬼！鬼！'”的恐惧爆发，与现实中“把即将涌出眼眶的泪水，重新咽回去了”的情感压抑，构成了情感表达的两极。这种反差不仅展现了人物内心的矛盾，更暗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儿有泪不轻弹”的情感规范对个体的深刻影响。作者在外甥媳妇的反复叮咛与自我情感表达之间的挣扎，揭示出情感表达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复杂性——有时克制并非冷漠，而是更深沉的关怀。

家庭关系网络中的情感交织构成了作品最动人的篇章。夫妻之情、父女之情、乡土之情在文本中相互渗透，形成立体的情感空间。老伴儿与子女在作者病后的照料，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家庭成员间相互扶持的生动体现；乡村故人在梦境中的出现，承载着作者对乡土文化的集体记忆。这些情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重症监护室、内科普通病房等具体空间中相互碰撞、相互转化。当作者在中医康复科回忆年轻时与老伴儿相识相知的往事时，过去与现在的情感在时间的河流中交汇，产生了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特别是作者善于抓住特征：妻子结婚前后手的对比和握着“我”病中输液僵硬之手的温暖，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作者还回忆了自己的文学之路：从出道到小有成就的奋斗史。文学改变了他的命运，不仅他进了城，成为正式的国家干部，家属和有残疾的子女也转了非。作者先后两次到外地写剧本和改稿，也将妻子带上，让她开阔眼界，见见世面。这无疑是夫妻二人不仅同患难，而且共甘甜的生动写照。贺享雍早期文学之路这部分的真实记录，为我们学习、研究与探讨他的成功奥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老伴儿》的文学价值除了体现在精巧的结构和叙事的独特外，还体现在个人生命史与宏大历史叙事的有机融合这一点上。作品以半个多世纪以来，川东农村历史变迁的见证与记录的宏大视野，将一个家庭的兴衰荣辱置于中国农村变革的历史背景下的故事。尽管作者聚焦于家庭内部的情感纠葛，但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时间跨度中，我们仍能清晰地看到川东农村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轨迹。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使作品超越了个人回忆录的范畴，具有了社会史的文献价值。

作品对乡土文化的记录与反思更具独特价值。“童稚婚姻脚搅脚，半路夫妻各搞各”“家吵败，猪吵卖”等川东俗语的大量运用，不仅丰富了语言表达，更保存了即将消逝的民间智慧。这些俗语如同散落在文本中的文化珍珠，生动地反映了川东农村的价值观念、生活哲学和人际关系。作者对乡村故人的回忆，实际上是对一种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的挽留。这种文化记忆的抢救性记录，使作品具有了社会文化学的研究价值。

在文学创作日益追求技巧化、先锋化的当下，《老伴儿》以真诚的书写，回归到文学的本质——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怀。作者以“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是把这些写出来”的自觉担当，将笔触深入到生命最脆弱的时刻，探讨了关于爱、死亡、记忆等永恒命题。当我们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重新思考文学的意义时，《老伴儿》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真正伟大的文学永远植根于对生命本质的真诚叩问。

合上《老伴儿》，那些“影影绰绰、仿佛影子一般的人”依然在记忆中晃动，他们是作者的乡村故人，也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无法磨灭的记忆碎片。贺享雍以中风后的生命体验为代价，完成了一次对亲情本质的深刻反思，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面对复杂情感的可能方式——不是追求完美的和解，而是在理解与批判之间找到平衡；不是寻求确定的答案，而是保持追问的勇气。

贺享雍以这部溢出计划之外的作品收获的重要成果，完成了一次文学的突围与自我的超越。作品中蕴含的生命智慧与反思精神，将继续启发读者在各自的生命旅程中，勇敢地与自我对话、与记忆和解，在不完美的亲情中寻找爱的可能，在艰难的反思中保持精神的成长。这应该是《老伴儿》给予我们最宝贵的文学礼物。

此文刊载《达州晚报》2025年7月13日第08版(欢迎阅读原文)

冯小贵，笔名冯晓澜，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及散文随笔写作，有作品百余篇散见于《文艺报》《作品与争鸣》《名作欣赏》等国内报刊。曾获2014年下半年度《人民文学》“近作短评”金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