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刊》创办的“青春诗会”自1981年始，迄今已经举办四十届，被誉为中国诗坛的“黄埔军校”。我是“青春诗会”第三届学员，应邀作为每届一位的代表到河南郑州参加“青春诗会”四十届庆典活动，与舒婷、叶延滨、吉狄马加、杨克等四十多位诗人共同经历的几十个小时，使我忍不住想为“我与青春诗会的故事”的征文写点文字。

我喜欢诗，最早是从中学时候开始。至今还十分清楚地记得，那个夏天的夜晚，和要好的同学在操场散步，回望教学楼一排排灯光明亮的窗户，我十分激动的对身旁唯一的听众说，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诗人，让此刻正在上夜自习的同学们都读我的诗。后来因为上大学时开始在报刊发表一些诗歌，分配到《巴山文学》当编辑，便开始热情万丈地向全国各种文学刊物投稿。大约是1982年上半年，我居然接到了《诗刊》的回信，落款唐晓渡，说我投稿的《她，放飞神奇的鸽群》被采用，再后来这首诗发表在《诗刊》（1982年11月号），还获得了《诗刊》优秀作品奖。我猜，这应该是我获得1983年第三届“青春诗会”入场券的缘起。万分感谢晓渡老师，从如山的来稿堆里发现了我这枚来自大巴山的青涩之果。

《青春诗会》开启了我人生的若干个第一。

第一次来到北京。那时我工作的所在地还叫达县（现为达州市），接到来自首都的邀请异常兴奋，踌躇满志。乘火车到北京，北京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下火车之后潮水般涌向出站口的人群，活了二十几年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密密麻麻、浩浩荡荡的人的潮水，北京真大，太大。直到后来我多次到北京，还在北京工作了几年，任何人问起我对北京的印象，我的回答都是：“大！”参加“青春诗会”时我已经出版过两本诗歌的小册子，到虎坊桥报到后，我特意抽了个时间去王府井书店，最朴素的愿望是希望在这里找到自己出版的诗集，楼上楼下，穿行在一排排书架的波峰浪谷间，我再一次被那个“大”字击中了，面对数以百万计的书的浩瀚大海，我侥幸出版的那两本小册子实在渺小如滴水。我全然没有了我在达县时曾有过的那种《诗刊》获奖诗人的志得意满。

第一次见到大海。“青春诗会”结束后，我和同样来自四川的诗人龙郁结伴去了北戴河。第一次面对无边无际蔚蓝的大海，微波荡漾，风情万种；第一次看到沙滩上身着泳装的俊男靓女，觉得每一组镜头都是经典电影的画面；第一次四仰八叉躺在湛蓝星空下的礁石上，感受天宇的浩茫……后来我到过大西洋和印度洋汇流处的好望角，到过夏威夷的沙滩，波罗的海的海岸，见过很多很多美丽的海洋风景，但最美最美的记忆依然是第一次见的那片海，那是“青春诗会”为我唤醒的青春之海，生命之海……

从右至左：阿来、汪俊林、张建华

“青春诗会”几年之后，我调入四川省作家协会，又陆续岀版过几部诗集，七七八八也得过一些与诗相关的奖项，出版过中国大陆的第一盒诗歌朗诵盒带。在四川作家协会，我是一名专职的文学组织工作者。虽然不是专业作家，但写作、出版、得奖，是那些年我证明自己人生价值的主要方式。

而诗对于我，本质的含义是一颗躁动的心，一种远方的召唤。“青春诗会”点燃了我对北京的向往，使我抓住一个偶然的机会再次来到了北京，先后在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中国市场》杂志做编辑工作，还做过几套丛书的主编，在时政理论、宏观经济、经营管理、教育培训等完全不同的领域不停转换，每一次转换都手忙脚乱，力不从心又其乐融融。虽然再没有时间顾及诗歌的文本写作，但支撑我的却一直是诗的情怀和文学的底气。最幸运的是，我主编的《小太阳之梦》丛书和《爱的世界》丛书，分别邀请到了冰心、艾青两位文坛巨匠做名誉主编，总发行量逾百万册。这所有的所有，都是因为“青春诗会”，让我的人生进入了一种诗的境界。

二十多年前，我创办了自己的文化公司，做过几件可以一提的艺术产品，无不与诗有关。10集“电视音乐史诗片《长征组歌》，先后在央视、北京卫视、上海卫视、四川卫视播出；诗乐舞《大唐华章》在全国、全球巡演300余场，入围“国家舞台精品工程”……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从未离开过诗歌。从成为“青春诗会”学员的那一天起，“青春”与“诗”一直是点燃我生命的两个关键词。

在古希腊语中，“ποίησις”（poiēsis）是“诗”的概念，这个词的含义比现代意义上的“诗歌”要广泛得多。它不仅仅指文学创作中的诗歌，还包括了更广泛的创造性和艺术性的活动，是一个涵盖了创造性活动、技艺、模仿、表达以及教育等多方面概念的词汇。这种广泛的定义反映了古希腊人对艺术和创作过程的理解和重视，也使我自信满满地确定了这篇应征作文的标题：开启诗的另一个维度。

我非常敬重那些坚持诗歌文本写作，以自己独特的才华创造了中国诗歌史上无数优秀作品的优秀诗人，一如来参加“青春诗会”四十届庆典活动的这些永远青春的诗友们。但我也有足够的勇气站在我自己的立场，把诗理解为一种贯穿我生命整个过程的精神特质和生活状态。

由衷地感谢《诗刊》青春诗会！